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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一个真实的“奉系”和“伪满洲国”(下) | 硕帝

发表于 2016-5-12 18:03:32 | 23620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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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的所有制形式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奉系东北和日俄殖民地的所有制形式是私有制,土地矿山私有,股份制大行其道,股份制矿山、工厂、甚至铁路公司遍地开花,与国外贸易往来甚密,生于海参崴长于长春的作家梅娘在《长春忆旧》中回忆自己儿时的住处时提到“左邻是由梵蒂冈派遣的法国籍神父主持的天主教仁慈堂,与我家大院只有一架板墙。右邻是沙俄的道胜银行长春分行,耸立着绿漆的圆铁屋顶。隔大街相望的是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用的是十分精致的中国砖刻门面。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则在明亮的大橱窗里放一架比实物大得多的缝纫机样品。”长春在当时的东北并不算是大城市,奉天哈尔滨和大连则要繁华许多,现在汇丰花旗等等银行在中国开的分行并不多,但是当年在哈奉大则都有分行。哈尔滨的外资银行则多达30多家。



汇丰银行奉天支行旧址


     满洲国同样是一个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占领满洲后,经济仍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这一点并没有被改变,但是满洲实行了“统制经济”,与日本本土类似,政府对经济加以指导,并在重点行业都扶植一个或者几个大的特殊会社(仍然是私有企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就是一个例子。


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股票,左下角有总裁鲇川义介的签名



原新京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大楼

   附:鲇川义介简介
 鲇川义介,日本山口县人 在东京帝大工科大学(东京大学机械科)毕业。毕业后,认识到铸造工艺的重要性,隐瞒大学学历,以民工身份进入美国芝浦制作所工作,每天工资仅48美分。在那以后,因为当时日本技术普遍模仿欧美,为了体验美国的情况,鮎川义介在美国铸铁工厂高强度的劳动大约一年时间。学得锻造技术后于1909年(明治4229岁时设立戸畑鋳物株式会社。1927 年鮎川义介的内弟久原房之助率久原财阀加入, 在核心的久原矿业的基础上改名日本产业株式会社。鮎川义介任会长。旗下有日本矿业,日立制作所,日立电力等控股公司,他致力于管理并开拓了新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将经营重点转向中国。1937年在满洲建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自任总裁,接管满铁在东北经营的重工业;后发展、创设钢铁、煤矿、汽车、机器、飞机制造等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后被整肃。1951年解除整肃后任中小企业促进会长1952年(昭和27)由 旧日产旗下的企业出资,设立中小企业助成会,成为日本风险资本的先驱。翌年参院选举当选议长,1956年(昭和31)促成日本中小企业政治联盟(中政联)。在政界积极支持日本中小企业的振兴。
满洲中央银行是个什么样的央行?

      先做一个多项选择题:满洲中央银行在组织结构上与如下哪几家金融机构类似?
                           A中国人民银行
                           B德意志联邦银行
                           C美联储
      正确答案:B C   (相信阴谋论的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屎)
     918前,东北并未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货币种类繁多,有铜本位的纸币及硬币,银本位纸币及硬币,以及外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仅仅“四行号”发行的就有15个币种、136个券种。银炉、钱庄、商号也自行发行私帖,流通区域割据,阻碍商品交换,影响经济发展。
     1932年6月,满洲中央银行在满铁的筹划下,在原“四行号”的基础之上合并成立,成立之初行址位于新京北大街的吉林永衡官银号旧址。根据满洲国国务院会议通过的《满洲中央银行法》规定,满洲中央银行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初始资本3000万元,分股30万股,政府持股5万股,实际筹得资本1500万元,发行满洲国元,最初采用银本位,后与日元直接挂钩,一比一自由兑换,采取金本位制。


满洲国元,俗称老头票



满洲中央银行股票,上书总裁副、总裁和六位理事签名


      满洲中央银行设总裁一名,副总裁一名,理事六名满日各半,监事一名。
     满洲国的短短14年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后,在1941年以前,满洲中央银行比较出色地发挥了独立央行的作用,货币政策稳健,有效地抑制了通胀,1941年以后,由于日本自不量力地跟美国打了起来,军费剧增,同日本在满的所有统治机构和政策一样,满洲中央银行也乱了方寸,货币发行量大增。
      来自台湾,毕业于日本一桥大学的商学硕士,曾在满洲中央银行任职的吴金川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满洲国金融生涯回忆》里提到“中央银行刚成立时,有好些难关必须一一克服,如当时东北各银行可自行发行货币,却导致币值紊乱;加上当时东三省官银号所发行的纸币都是在伦敦印行,纸质很好,而满洲国所发行的纸币是在日本印行,纸质较差,所以大家都爱旧币,不爱新钞,不大愿意换新币使用。 ”
     “为了收回旧币,中央银行副总裁山成乔六的头脑很好,想了一个好法子:在中央银行旁边开设一家日用品店,专门从日本进口日用品,以低价卖出,并规定凡购买者必须以新国币才能购买。想要买日本进口日用品的人.只好先到银行换纸质较差的新国币,再去买日用品。他以此法回收了一些旧币。 ”

满洲国元与旧币兑换表



      关于他的工作,吴金川先生回忆道“以後我调任银行调查部,主要的工作是每天将所有经济资料做成数字,不论是满洲的面积、人口、出产品,或是各种产品今年生产多少、明年产量将如何,全做成报告,随时补充,以备参考。还有,当时所有开发满洲的款项,都是由满洲中央银行拨付,钱流向那里?满洲国库如何?日本国库如何?甚至满洲兴业银行接济投资满洲的重工业资金如何?我都把这些调查所得的资料汇集以後,做成「现金流动表」,送给上司参考。当时日本银行派来的副经理大泽菊太郎看了很高兴,叫我要每天做。我做好後除呈报一份上去以外,也记在一本簿子里,每天带在身边,随时参考。”
       “我如何搜集到这么多情报呢?我请日本丸善书店寄各种有关金融的书籍来,(钱由满洲中央银行东京分行付兑),也请朋友从美国寄来所有美国最新出版的书,所以我能比日本更早看到美国出版的相关书籍。找还请人从日本.上海等地寄来当天的英文新闻,而且每天一早就研究这些资料里的最新数字以及欧洲的汇率变动,除这些报章杂志的资料外,因当时银行有钱,我就自行决定把满铁等各机关调查部部长找来开会,以一人发三百元当车马费的条件,请他们将各种调查成果寄给我,他们也都答应了,听以我有全满洲最精确的各机关报告表,譬如说当时满洲的产业调查所做的「土著资本的调查」,就是这样提供到我手中的。”
        “我每天依据这些资料,整理成各种报告,再交给我的上司西山勉总裁参考,他拿纠我做好的报告以後,利用这些报告去演讲,几乎成了「满洲通」。”
       “其实当时我们在满洲,和满洲人相处和睦,等於是做日本人和满洲人的桥梁,满洲人有任何需要都会先告诉我们,我们则做成意见,转达给日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建成的满洲中央银行总行大楼,号称坚冠亚洲,钢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墙壁厚达一米,外部花岗岩贴面,内铺意大利进口天然大理石,地下金库的不锈钢大门重达25吨,是满洲国时期最为宏伟和华丽的建筑。其内部设施在当时也是世界最先进的。















满洲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1932年三月一日,关东军策动的满洲国成立,年号大同,定首都於新京(长春),国旗为象徵五族(汉,满、蒙、日、鲜)的新五色旗;执政溥仪,国务总理郑孝胥;建国宣言为建立王道乐土,达成五族协和的目标。民国二十三年,溥仪改称帝制,年号康德,表面为立宪君主制,但实际权力则握於关东军之手,皇帝之下分成四府二院二局,四府为尚书府,宫内府,祭祀府,参议府;二院为立法院,国务院;二局为审计局,各外局。国务院之下又分成各委员会,总务厅及兴安局。总务厅为满洲国政务中枢,有军事部(军事顾问部),民生部(禁烟总局)、文教部、外交部、司法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厅),兴农部(开拓总局)、交通部(邮政总局)、新京特别市(首都警察厅)、各省公署(各市.县,旗公署)。原先只有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民国二十二年,热河省并入「满洲国」版图;三十二年,关东军将行政区重新划分,包括新京特别市在内,划分为十九省(吉林、龙江、北安、黑河、三江、东安、牡丹江、滨江、间岛、通化、安东、奉天、四平、锦州、热河、兴安西、兴安南,兴安东、兴安北)。
    满洲国体制就跟电影的布景一样,特别的像那么回事儿,但事实上满洲国是个傀儡国家,一切都得听日本人的,国务院总理是满洲人,但是国务院总务厅长是日本人,各部部长是满洲人,但是各部次长是日本人,满洲人一把手负责签字,日本人二把手负责实际的政策制定和管理。
   满洲国第一任国务总理郑孝胥对日本人没好感,主张满洲自制国际共管,有一次抱怨日本人说“满洲也不是小孩子了,该让他自己走了,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日本人也不可能对郑孝胥有好感,他很快便失势,1938年病死于新京。


满洲国国务院大楼,仿照日本东京国会议事堂建造,气势宏伟,是东西合璧的“满洲式”建筑的代表作,现今是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基础医学院


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

本朝讲“和谐”,满洲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反过来念,曰“协和”。本朝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满洲国的口号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五族就是指日汉满蒙朝,协和就是地位一律平等、共同建设大东亚。日本人说是这么说,做也是这么做的,起码表面功夫是下到了,日本当时最出色的战略家石原莞尔就主张在满日本人应当放弃日本国籍,加入满洲国籍,全心全意建设满洲国。
   任职于满洲国司法部的台湾人林凤麟先生回忆道“而满洲国甫经成立,虽由日本扶植,但日本对满洲国不像对台湾那样,以殖民地作风来对待;同时当地又同样是中国民族,土地辽阔,若去满洲,环境生活将大为扩展,精神一定畅快,因此决定赴满洲求发展。”
   “彼时满洲国中央各部门中,日本官员的人事由日本政府作主。尽管如此,但满洲国各种法制上之基本构造,并无民族地位之差别待遇。”
但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洲国实行配给制度,这就很不“协和”了,日本人与台湾人吃大米,朝鲜人吃小米,满洲人吃高粱,蒙古人吃啥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继续吃羊肉)如果满洲人吃了大米被发现了就得吃官司,据传有个满洲人被汽车撞死了,呕吐物中有大米,于是他们家吃了场官司。还有个满洲人坐火车晕车了,呕吐物中有大米,他就被当经济犯抓起来了。当然了,如果满洲人吃了大米不在日本人面前吐的话就无所谓了。
   其实,满洲国也是一个有政党的国家,这政党就是协和会《Concordia Association),这个协和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政党,由石原莞尔等人创办,协和会的口号是“反共、反资本主义,建设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本来是用来取代关东军日后成为满洲的执政力量的,协和会本来也挺像那么回事儿的,还真把自己当棵葱了,摩拳擦掌要接替关东军,关东军不爽把协和会给清洗了,协和会就变成了一个全民打酱油组织,并没有发挥原来预想的作用。1943年满洲国10%的人口都是协和会的会员。

五族协和的美少女邮票,从右至左是蒙古、朝鲜、日本、满汉分不清,穿的都是旗袍。


胡子抗日,皇军剿匪

     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清末一直到张作霖时期,东北胡子都很猖獗,张作霖自己就当过胡子,我爷爷跟我讲,他爷爷家里有900亩地,一次赶着自己家的大车去长春卖粮,出了交通事故,被两挂装满粮食的大车挤死了,剩下孤儿寡母,连遭三年胡子,地里熟了的庄稼都被胡子烧掉了,于是家道败落,我太爷爷后来当了中医。
     日本人控制了满洲,这种社会治安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于是日本人开始打胡子。
     生于吉林市的于志钧在回忆录《蚕食》里写道“日本人看准机会,组织日军和伪满军联合部队,进山,大规模打胡子(剿匪)。一石二鸟,既稳定社会,又收买人心。这是长期统治所必须的。在不到三年时间,把东北的胡子全部肃清。到1935年,在东北农村已经看不到胡子。胡子除了部分被打死外,大部打散了。混入民间,金盆洗手,当了良民。”“1942年,我父亲和二伯父合伙买一辆二手卡车,从事货物运输。父亲有位姓傅的朋友,是蔬菜老客(批发商),雇我们的车,把蔬菜从吉林运到长春,贩卖。听父亲说,老傅当过胡子,是给胡子写账的,他媳妇(老婆)是当胡子时抢来的,现在儿女都有了,当菜贩子,日子过得不差。都说妓女“从良”,东北胡子也有“从良”一说!”“1934年,在东北农村已看不到胡子了,社会比较安定。等我记事的时候,九一八事变,也被人忘淡,少有人谈论。日本人在东北开始一些建设,老百姓生活逐渐好起来。”

满洲国的官吏制度

     满洲国的政治体制很有些莫名其妙。说是帝制呢?溥仪说了不算!君主立宪?也不是。其实关东军才是“太上皇”,本来是有个准政党“协和会”的,但是一直没发挥作用。
     但是关东军都是些军人,并不具有具体的治理国家的操作能力,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和官员则是通过考试选拔的,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但是考试科目则是现代的内容。满洲国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十分正规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满洲国可以说是一个专业人士治国的国家,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多为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其中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满洲人和台湾人。
     毕业于京都帝大的台湾人蔡西坤在《满洲警务生涯忆往》中提到“满洲国高等官考试分两科,一为司法科,一为行政科。我两科都通过,通过以後,考上的人必须先到满洲新京(长春)大同学院接受训练。”
      “大同学院的同学有满洲人、蒙古人、朝鲜人、台湾人和日本人,其中日本人最多,第十三期的台湾人有我和许根元两个。我们每八个人住一间宿舍,和我住一起的有:两个满洲人张守先,王成春,一个韩国人郝维宇,还有四个日本人池田愿、绪方秋行、门屋太郎和吉野丰,我们彼此感情很好,相处得不错。”
任职于满洲国外交部的吴左金回在《满洲国外交生涯》中提到“後来实施外交官制度,我想与其一辈子当个委任官,不如以在职身分参加满洲国的外交官考试,若第一年没考上,次年再考,只要再接再励,不怕不能成功。那时台湾人被视为中国人,能讲一种外国语即可应考,我具有日语能力,考试比较容易。与我一同参加考试的台湾人尚有黄清塗,试场在新京(长春)。那时深恐自己考不上,因此和妻子约定,放榜当天若被录取,在回家的路上将会高举双手为记,若否,妻子也不必追问,幸好果如所愿。”
    “到满洲之後,我和任职於满洲国的日籍官员共同学习满洲话(即北京话);那时我们有个语言津贴,学成後测验,及格者分一、二、三,三级,考头等的人发三个月奖金三十元,二等的二十元,末等只有十元。考试结果,我以三级及格;同为台湾人,任职於文教部的陈锡卿先生,则因年轻学得好,考上一级。学会满洲话,在会议时很有帮助,因为会议中,日语和满洲话都说,有人说日语,稍後即翻译成满洲话,反之亦然,若两种语言都懂得的话最好。”
一桥大学的商科硕士,在满洲中央银行任职的吴金川也回忆“当时在满洲的日本人都很拼命,很认真为建设满洲国而努力,记得当时依规定,这些待在满洲的日本青年都要学满洲话,还要经考试分等,计有一等、二等、三等、四等,每个人都要一再考试,每升一个等级以加奖金做为鼓励,所以由学中国话一事,就可以想见他们的认真。 ”
毕业于九州帝大任职于满洲国司法部的林凤麟回忆“日本为方便治理满洲,必须制定满洲国法律,因此设立一「法典制定委员会及民事法典起草委员会」主修「满洲国」法典,内容包含宪法、六法全书、民事、刑事法的制定等,我即厕身於委员会中,参酌各国法律及当地的风土民情,负责民事法典的编纂工作。”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法律公布後,有一段试行时期,为验证法律的适用程度,派我任审判官,赴哈尔滨地方法院做推事”
    “民国二十八年,司法部欲编新法律,调我们这些有经验者编纂,所以我又任司法部事务官,兼民事法典审议委员诸法令调整委员会暨司法制度委员会的干事,专任法律的编订、修改工作。二十九年又兼任国务院总务厅的参事官,以为「满洲国」各种组织法把关。同年七月升兼司法部参事官。”
     “在司法部的这段期间,我勤事著述,曾著有论文多篇,每篇皆以日文、汉文发表,甚受好评。”
满洲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和司法体系都是照搬日本,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台湾人谢报回忆“记得当时满洲国的「六法全书」为林凤麟和欧阳余庆两人编的,比日本的六法还要进步。因为他们两人将中国六法全书与日本法律合并比较,留下适合满洲国的条文,去除不合时宜的部份,所以是一部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全书。”

满洲国人的生活水平、配给制度和经济犯

     满洲国从建立到1941年,人民生活水平跟以前比并没有下降,由于金融改革和货币统一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有所提高。
     毫无疑问的是,满洲国时期没有发生过饥荒,人的基本生存保障是没有问题的。
     东北有史以来第一次平民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亡的时间发生在1948年的长春,此后的1960年到1963年发证的事情也是众所周知了。满洲的土地上发生饥荒就跟鱼被淹死一样荒谬。日本人的统治还没有荒谬至此。
     我买过2006年8月号的《华夏地理》,该期杂志做了个专辑叫《中国蒸汽火车:任重道远130年》,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满洲国时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为普通满洲籍火车司机的收入,据说,当时满铁火车司机的收入十分可观,不但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没有问题,他太太的高跟皮鞋还是专门在奉天的高级百货公司订做的。另外,“革命样板京戏”《红灯记》,也很让人深思,剧中主人公李玉和,不过是个满洲普通铁路工人而已,二七罢工失败后逃来满洲的。不过《红灯记》却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老李的工资能养活八九口人,包括他自己,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加上另外两个工友的家属(每家按三口人计)。 《红灯记》的原作是《自有后来人》,原剧中的李玉和是个酒鬼,李奶奶常劝他少在外面喝酒,所以才“临行喝妈一碗酒”。一部《红灯记》,不自觉的透露了老李的工资不仅可以养家,还能常下饭馆喝上几盅,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老李一家,在满洲国是过着温饱有余的生活!另外,还有一段剧情也很有意思。鸠山说:“老朋友,想当年我在铁路医院给你看过病。” 鸠山曾是铁路医院的医生,老李作为铁路职工,有在铁路医院免费医疗的待遇。
      我姥爷在满洲国末期在日本人的医院里工作,我姥爷活着的时候,每次在我姥爷家过年,他都要做一道汤,里面有海参,干贝,虾仁,木耳和蘑菇,最后还要放炸脆的薯片,我问他这是什么菜,您跟谁学的?他说没跟谁学,自己吃过琢磨出来怎么做的,在日本医院的时候新年聚餐就吃这个。
     生于吉林市的于志钧在回忆录《蚕食》里提到“父亲没有读过多少书,粗通文字,学了驾驶汽车技术,在当时的吉兰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当司机。那时东北胡子多如牛毛,父亲胆大心细,技术高超,几乎没出过事,得到公司信任。1934年。当了公司经理。那是个身份股,没有实际投资。1936年,公司被日本人接收,父亲离开公司,到吉林市邮政局当投递卡车司机,工资40多元“国币”,这是很不错的待遇,直到1939年。1940年,父亲辞掉邮政局的工作,自己开了一间汽车修理厂,取名“大和洋行”。同年,工厂倒闭。父亲和四姑母、二伯父合伙买辆二手卡车,从事个体货运运输,到日本投降。”“当时我父亲是汽车司机,我们属于中偏下的家庭。”
     “老家离城里不远,上学放假或星期天,常回来玩,在河里游泳。河里鲫鱼很多,用手就能摸着,回家烧鱼吃”(当时的棒打狍子瓢舀鱼是毫不夸张的真事)
在满洲国,就是这样的没什么文化的卡车司机一家,生活水平也是相当可以的。于教授回忆起他们一家1938去新京购物的情形“我们住下后,来到三中井洋行(百货公司),一进大门,十来个青年女店员,清一色十七八岁日本姑娘,分列两旁,夹道欢迎,向我们鞠躬,口喊:“藕哈优勾札一麻司!”,中国话意思是“您好!欢迎!”。这是一幢六层楼,商品琳琅满目,有自动梯、电梯,售货员全是日本姑娘,非常有礼貌,非常亲切,耐心地介绍商品。当时日本还没对英美开战,所以商品除日本货外,还有美国货。我父亲选购一架美国柯达牌照相机和一台美国造五灯(电子管)收音机。这两件东西,是我父亲最珍爱的宝贝,当时是非常时髦的。这两件东西,虽经“满洲国”、苏联红军占领、国民党、解放等重大社会变迁,一直流传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此后就不知去向了。爸爸使用这架相机,拍摄很多解放前时期照片,记录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镜头,可惜,文革中被我母亲烧了,付之一炬,尽成灰烬。害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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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三中井百货公司


来自满洲的司机一家也有机会出国旅游,1939年,于司机就带着全家去了北平和天津。
    “1939年春,父亲攒够了钱,全家五口(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弟弟)到天津、北平(北京)去玩。当时,北平、天津已被日军占领,日本在华北扶植汉奸,建立了伪政权。关内外都是伪政权,以山海关为界。我们到天津、北平,叫“出国”,还得起(办)出国证,才能成行。那时,我四姑母一家在天津法租界住。第一站,先到姑母家。我们乘的火车到达山海关,要检查出国证;还要兑换钱,换关内使用的“联合券”。我们使用的“满洲国币”,一元钱上有个古代老人,不知道是谁?我们叫“老头票”。那时的满洲国币很值钱,一块钱老头票能换很多联合券,就跟美金一样!所以,我们一到天津、北平,觉得一下子成了财主,有用不完的钱!这趟旅游,我姑母一家四口(姑父母和两个表弟)全程陪同,费用全由我父亲负担。”“在北平,住高级旅馆,旅馆包饭,吃得非常好。白天外出游玩,乘两轮人力拉的东洋车,六七辆排成一队,浩浩荡荡,穿街过巷,嗖嗖地,好不威风!我们不是地主老财,并非富有,这是实情。”“这次旅行,我不懂事,只知道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不是写小说,给人看,我没必要掩饰思想,一个生长在日本统治奴役下的小孩子,谈不上觉悟,我不懂政治。我没必要用七十年后的今天观点描述当时。历史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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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宝山百货公司

     至于满洲的有文化的人,收入更是可观,在满洲国经济部任职的台湾人杨兰洲回忆到满洲,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差别待遇,比方在台湾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月六十元,在满洲国月薪则是一百七十元,可以生活得很富裕。在新京(长春)开台湾同乡会,三元一桌的菜,十二个人都吃不完。不过我在满洲国娶妻生子,薪水都傻傻地花掉了,一些比较会打算或聪明一点的人,则将钱寄回台湾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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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中央大街,图中左侧穹顶巴洛克式建筑是日本松浦洋行



十二个人吃不完的菜,放到今天起码也要400人民币吧,这样推算,当时满洲国大学毕业生的月薪相当于今天的两万块以上。满洲在制度上实行不分种族的平等,满洲籍大学生的待遇也是这样的。
     在满洲做警务工作的蔡西坤回忆“在大同学院受训时,一个月薪水是一百五十元,当警佐也是一个月一百五十元,另外加些津贴。”“满洲国制度中,高等官的薪水是每年调升十五元,若遇拔擢,则升两倍,我在满洲待四,五年的时间里,待遇总共升了七倍,日子可以说过得很轻松
作家梅娘在回忆自己的大学时提到“上关内读大学,“满洲国”币不能与中国货币兑换,学费不好解决。“满洲国”币能与日本国币自由兑换,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多,家里负担得起。”  可见当时满洲的生活水平比日本差不了多少。
     但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战争的加剧,作为日本后方的满洲也开始实行配给制,蔡西坤回忆“满洲国虽采民族协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但经济上则采配给制,分有日系、鲜系和满系,配给各有不同,并不平等。一般说来日系为最高级,配有米、肉、清酒和衣服,鲜系和满系级数则较低,配给是粟和高梁,我们刚去时,因为要适应北方的气候,衣服需要多一点,要求配给多一点,他们也给予优待,衣服,棉被都给得多,甚至连锅子、面包、烟酒都有配给。後来我们生下大儿子,小孩的牛奶也配给,一天送来五瓶鲜奶,有时候生产过多怕坏掉,曾一天送十瓶,我们喝都喝不完,还害小孩喝太多,拉肚子。许多配给的物品我们用不到,如烟酒,我们就拿去和满洲人换鸡蛋,满洲人很会将破袜子抽纱重织,所以我们有破袜子也拿去换鸡蛋。”
     于志钧教授也回忆“当时,日本人的主食是大米,东北人视大米、白面为细粮,开始(1942年以前)日本人不限制东北人吃大米、白面。后来随战争压缩日本的空间,日本不允许中国人吃大米,吃大米为“经济犯”,犯法。”
      这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显然是制度上的歧视,但是在满洲国以前满洲人确实也不怎么吃大米的,因为当时满洲不怎么产大米,满洲人又是华北移民的后代,没有吃米的习惯,满洲的本土民族也不吃大米。我爷爷生于20年代,现在80多岁了,至今最喜欢吃的主食还是粘豆包。日本人进入满洲后才逐步地发展水稻种植,用的水稻品种也是日本人特殊培育的耐寒品种,一开始是在满洲的朝鲜人种大米,为了赚钱,大米基本上也都卖给日本人,然后朝鲜人自己吃小米。满洲国成立后,东北的水稻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建交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当年就是在满洲设计建设水田灌溉系统的。所以,配给制是按照原来的饮食习惯定的。但是满洲人也不是傻子,日本人引进来的大米好吃谁都知道,所以,才不管什么配给制,能买得起大米的话当然还是吃大米,于是出现了前文的一幕,满洲人被车压死了或者晕车吐了之后就被当成经济犯了。不过,如果不吐呢?吃了也就吃了,谁会知道?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日本人一直没有取缔市场和私有经济,满洲人手里有生产资料,流通环节也没有掐死。比如1942年的时候吉林的于教授的爸爸就自己买了辆卡车跑运输,菜贩子当时的生活也不错。
      来自台湾,丈夫在新京当医生的家庭妇女黄洪琼音回忆道“有一阵子,日本人也对东北人施以配给制,并不准其在市场卖肉,但东北人并不理会,市场内不能卖,就到市场外卖,日方见配给制无效,乾脆任由东北人自由买卖,再徵收税金,所以有时日方所配给的肉品不好时,我便到东北人的市场购买”

满洲国的医疗、教育与科研

     我姥爷是个外科大夫,懂日语,跟日本的医生接触较多,而且也学了不少的技术,后来日本战败日本医生都走了,我姥爷就成了主治医生,中共国成立后当上了医院院长。后来我妈妈继承了父业,也当上了外科大夫,就是在上文中的满洲国国务院大楼读书。据我姥爷讲,当年日本医生来东北的很多,能做外科手术的医院基本都开到了县城级别。大城市的医疗条件非常好;他接触过的日本医生都医术高明,医德也非常高,无论是满洲人还是日本人来看病,日本医生都能够一视同仁、尽力医治,并无区别对待。
     我姥爷的说法也是可信的的,于志钧教授在回忆起吉林市的东洋医院时提到“日本大夫威信很高,医德也好。所以,东北人很信任日本医生,于是打出“东洋医院”的字号。东洋医院,内设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牙科、小儿科、妇科,设有化验室、X光机等现代医疗设备,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医术高超,是一所真正的现代化医院。我上小学时,我因患牙周炎,没及时治疗,化脓,右腮帮子肿得像葫芦一样。看中国医生,都束手无策,建议我爸带我到东洋医院去看。危急情况下,我爸爸带我,连夜到东洋医院。日本大夫立即把我送进急诊室,让日本护士用针,从我下巴处抽出一大玻璃管脓血出来,其臭无比!日本大夫说,非常危险,要立即开刀,否则危及生命。于是,紧急开刀,把脓排出,刀口理上了消炎药,缝上刀口,让我每天来医院换药。大夫说,再晚来一天,就可能要把下颌骨拿掉!两周后,我痊愈,拆线,躲过一劫。否则,我早已成为破相之人矣!今天,我右下颌底下,尚留一个半寸伤疤,不注意是看不见的。日本医生的敬业精神,我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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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市立医院,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医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座医院仍然是规模宏大,我的一个表弟就出生在这里。


此外,满洲国的医学卫生教育也是与日本接轨的,质量很高,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才,我姥爷就算是一个基层的吧。举两个例子,第四军医大学的神经解剖学创始人的李继硕教授就是满洲新京医科大学毕业的,中国科学院郝水院士也是当年考入新京医科大学的校友,他们分别来自吉林的榆树和内蒙的通辽。都不是城市人,可见满洲国的乡村子弟是有机会当医生上医学院的。
    说起教育,首先要说的一个事实就是,东北目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人均受教育年份最多的大区,是文盲率最低的大区,同时也是大学生比例最高的大区,按省算,东北三省文盲率都能在前四低,大学生比例都能在前四高。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文盲率较关内低很多。
我家里的四位老人,都生于20年代的东北,没有一个文盲,最小的是我奶奶,1928年出生,1945年满洲国垮台,我奶奶从“满洲国民女子高等学校”辍学,简称“伪满国高”在东北过去的语境里,“伪满国高”代表了比较正规的教育。我爷爷受教育最少,“高小”毕业,他们家五个男孩,我爷爷是老四,哥五个全都念过书。我爷爷奶奶讲,满洲国的学费是非常便宜的,一年只要几块钱。学校里有日本老师,教日语。如果成绩好的话还有奖励,不过也就是书书本本什么的。我家四位老人,只有我姥姥家算是有点小钱,其余三位都是满洲国的普通人家出身,没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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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女子国民高等学校

满洲国有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建立了一万两千所小学、两百所中学、一百四十所师道学校(院),以及五十所技术及专业学校(院)和一些军官学校。在满洲国教育系统中,共有六十万学生和两万五千名教师。另外,还有一千六百所私立学校(日本批准),一百五十所宗教学校以及哈尔滨地区的二十五所俄国学校。满洲国的各级教师的培养较严格,对教师的考核和晋升有严格的制度。
     满洲国也建立了不少大学,比如奉天医科大学,新京工业大学,大同学院,建国大学,新京医科大学等等。
     满洲国的教育体系与日本接轨,质量较高,很多在满洲国接受过教育的人日后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就毕业于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正是他领导了著名的“汉江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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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大同学院



     此外,满洲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还支持满洲人赴日留学,满洲国成立后,从1933年(大同二年)开始,满洲国政府向日本派遣大批公派留学生,其费用由日满两国政府共同承担。而满洲国建国前,东三省派出的留学生,未受.一八"事变影响退学归国,继续在日完成学业的公费和自费留学生,按文部省规定,每人每月按3040元发放补助费。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日本的大学及专科学校也积极开设预科班,以接收他们认为所谓“志向坚定,有成才希望并对建国思想表示共鸣”的学生。文教部还在每年的10月份,从高中毕业生以及即将毕业的学生中,通过考试,选拔出150名左右补助留学生赴日。
    1937年5月,根据满洲国政府文教部《留学生预备校规程》令之要求,在满洲国首都新京特别市北大街成立了一所专门留学生预备校。招收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学期一年,专修日语,同时兼修国民道德、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或历史地理等学科。毕业生如自费留学,则不需留学生留学考试,进入此校学习实际成为赴日留学的门槛。公费留学则必须经过留学生入学考试,此种留学生占全部留学生人数的20%左右。
     满洲国的教育由于与日本接轨,所以也带上了浓重的军国主义色彩,培养学生的武士道精神,要求学生崇拜溥仪和日本天皇,甚至教育满洲人说日本人满洲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后代。但是满洲人也不是傻缺,对这种“一派胡言”的教育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谁都不当真,对日本人那一套圣战理论不以为然。学照上,但是鬼话不听地干活!
     梅娘回忆自己赴日留学前夕的情形:“另外一封来自我母校的推荐信,加速了我们去日本的日程。信是吉林女师的日籍副校长村田琴写来的。这位被同学们背地里叫做穆老太、举止高雅、礼貌周全的典型的日本知识女性,殷殷切切地劝我就去她的母校——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就读。她之所以这样赏识我,是因为我表现并做到了她所渴想塑造的满洲淑女的形象。其实,这不过是出滑稽戏,我只是玩了个简单的遮眼法而已。那年,正逢“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去日本认亲,回来后发表了“访日回銮训民诏书”,说什么皇帝他也是天照大神(日本大和民族的始祖)的子孙,以之佐证日满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他的这份诏书满洲老百姓以不睬对之。硬扯什么天照大神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狗肉怎么贴也粘不到羊身上呀!可我们村田琴老师,却命令我们默写皇帝的“回銮训民诏书”以示忠诚;且规定,不及格者不予毕业。这可真真正正的是道难题,我们连看都没仔细看过那篇亦文亦白、咬牙嚼字的诏书,如何默写得出来?同学们一筹莫展之际,身为班长的我出了个鬼主意,我去向村田请示:为了表示对皇上恭敬,我们愿意用宣纸与毛笔来恭默诏书,她欣然同意。我们备好了宣纸,备好了墨汁,为怕墨汁洇纸,还备了一张衬纸。点子就出在衬纸上,我们用铅笔,淡淡地用ㄅ攵ワㄈ在衬纸上拼写了诏书。村田不认识ㄅ攵ワㄈ,也没想到这里有鬼。当她拿到我们全班一致默写得整整齐齐的诏书考卷时,开心地微笑着,这是她的最佳的工作业绩,她为“日满一体”作出了贡献,她为“满洲国”培养了一批高标准的淑女。”
1935年,满洲国大陆科学院成立,大陆科学院从1936年至1941先后修建了十八栋房舍,是伪满时期规模宏大的自然科研机关。大陆科学院内部分工严密,机构庞大。有农业化学、林产化学、畜产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土性、燃料、土木、机械、上、下水等研究室和物理、化学、土木、低温等四个试验室。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又设立了兽医、防毒、建筑、燃烧、电气、纤维、发酵等研究室,使研究室数达二十三个。有当时较为先进的仪器设备一万多台套,以及大量图书。还辖有三个附属工厂、马疫研究处、兽疫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等。并在哈尔滨,奉天设有分院。
      满洲国专利制度同样与日本专利制度接轨,满洲国大陆科学院共获得满洲专利394项,日本专利10项。
     1949年之后,在大陆科学院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今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和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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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大陆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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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的农业机械化作业场景



除了大陆科学院,满洲国还有众多的其他科研机构,比如大连的满铁中央试验所,公主岭的农林畜产研究所等等。日本通产省维护技术经济安全研究会在评价中试所的业绩时指出:“以中央试验所的研究为基础实现工业化的企业有十余家,此外,在试验所的指导下获得很大成功的企业不胜枚举,抛开中央试验所就谈不上满洲的化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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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满铁中央试验所旧址


    当时其他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科学普及机构还有旅顺博物馆,满洲资源馆 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满洲国协和会科学技术联合部会,满洲国调查机关联合会,满洲发明协会,日满农政研究会满洲部会,满洲能率协会,铁道研究所。
    此外,由于日本地少人多,而满洲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满洲国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大量的农业试验场,这些部门把当时科研所的大量研究成果推广给农民,先后品种有大豆品种“黄宝珠”、“如意珠”、“康德”、“福寿”、“公555”、“公561”、“西比瓦”等,至20世纪三十年代,满洲国种植优良大豆的农民已经达到百分之90。年产量约400多万吨,相当于世界年产量的三分之二。还有水稻奖励品种,有陆羽132”万年农林一号龟尾嘉笠熊一号田泰10青森5“806”“808”“809”畜国坊子6走坊子今日糯青森糯5松本糯小川糯120余个品种,这些品种三四十年代曾在当时的安东、奉天、吉林、间岛、龙江、北安、黑河等地种植。
      如今东北人离不开的、鼎鼎大名的东北大米就在这一期间推广开来,东北人的祖上本来是没有吃大米的习惯的,但是现在变成了离不开大米的人。

满洲国的城市和现代化建设

      满洲国成立的1932年,关东军就组织日本的建筑界对满洲国的109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规划,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大新京都市计划》和《大奉天都邑计划》。
国都新京
     1932年,对当时居留沈阳的日本人来说,定都长春的消息无疑是一炮重弹,冲击重重。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沈阳,日本工商业者在沈阳的经营也为时良久,很多人对沈阳之未来定位抱以较高的期望值。沈阳商工会议所在1932年3月向关东军陈情,请求重新考虑立案中的都市计划和“定都”长春一事,然大势已定,不可能重新来过。这样,居留沈阳的日本人也逐渐认可发展沈阳为工商业城市的定位,同年8月,沈阳商工会议所向日本政府内阁、满铁、“满洲国”提出有关沈阳工业振兴策略的建议。
      回头看看长春,或许正是规模甚小,才让它雀屏中选。哈尔滨向来是俄国的政治据点,一时难以撼动;奉天同时有中国人和俄国人的政治势力存在;古城吉林又离交通大动脉南满铁路甚远……于是,几乎是白纸一片十三万人口的满铁控制的新城市长春,能胜过满洲的两大都市奉天和哈尔滨,以及古城吉林入了关东军的法眼,开始了它十四年的国都建设。另外,长春市土地价格较低也是当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当时兴建新都所涉金额委实是太庞大了。在满洲国成立前的一个月,关东军已经秘密派遣人到长春,调查旧市街的主要建筑物,完成了设置新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准备工作,并在吉林与当时的亲日派吉林省省长熙洽进行交涉,公布了以长春为中心,近20华里的四方区域的土地禁止买卖命令,事先防止土地的投机事件。
     为《大新京都市计划》担当总指导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建筑系主任,佐野利器,他的麾下则聚集了几乎当时日本所有知名的建筑师,比如现代主义四大家之一的赖特的弟子,远藤新。
     计划大纲决定之后,“国都建设局”制订的实施计划在1933年1月得到满洲国的认可。地形测量工作基本在1935年完成,1936年,完成了92.7平方公里的农地收购,而到了1937年,一个新都市已经初见规模。
     在规划中城市布局采取同心圆内向结构,以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为中心,竖向以大同街,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大街,横向以兴仁大路,也就是今天的解放大路为轴线,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市区。
      这一期间的道路以两线直角交叉为原则,再加上放射系统、循环系统风格。满铁附属地的道路系统因为是对角线道路,所以有锐角的交叉点,而长春其他地区则是放射性干线道路、次干道等较狭窄道路也设计成之交状,后来因为日军为了打击抗日游击队,又修了计划实施区外的外围环状道路。这时的长春,干线道路大约有26到60米,分为快车线和慢车线,还成立了“满蒙车辆研究委员会”来解决东北地区的载货马车问题。长春街道的一个特征是市街地内存在后巷道路。上下水道,瓦斯,甚至电信线缆都在此后巷中。这使得长春的干线大街上,自由生长的树木成为一大特征,也让长春成为园林城市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长春仍循南北走向为街,东西走向为路的命名法则,当时的道路名字,则都由满洲国的“总理”郑孝胥命名。
      最为领当时亚洲之先的,则是长春成为了第一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亚洲城市。长春的下水道建设,采用污水和雨水分流模式。设计使雨水流入市内公园的人工湖。
      长春起伏的地型给规划专家们也带来了灵感,小河川流到的低地,基本都被开挖人工湖并设为公园,避免作为住宅用地。1940年,长春的公园、运动场、苗圃的面积累计达10.8平方公里,达到人均31平方米的高水准。很可惜的是,一些日据时期的绿地面积,在1949年以后,不同程度的遭到了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的侵占。
      经过五年建设,长春在1937年末,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人口33万的近代化都市。1937年9月,“国都”建设纪念典礼于大同广场举行。而“新京都市计划”的推进和“国都建设局”这个机构,也转交给了当时的“新京特别市”政府当局。
      在1期计划中,道路、上下水道等工作都已大致完成,因此,以南岭为中心的文化设施、绿地公园建设成为第2期事业的中心。运动场,植物园都开始建设,至圣大路拓宽到60米,连接各个高校,但计划中的图书馆、美术馆和大会堂等日本人始终未等到开工机会。
      在1941年第2期建设结束时,临时“国都建设局”划归“市工务处”,废止了“国都”建设计划的特别会计,日本人已经开始陷入不支状态。
      从1939年前后开始,长春人口猛涨,在1941年达到了50万。居住、交通和物质供应问题日趋严重,主城区外的住宅开始兴建,孟家屯住宅区就是一例。由于战时能源紧张,公交亦非常困难,最终采取了水电和铁路资源来铺设地上电车。
      实际上大新京都市计划对长春的都市交通原本是计划导入地铁的,第2期建设一开始,临时国都建设局就招揽来大阪市交通局的技术群,花了半年时间,做成了地下铁计划。以长春的地质条件,所需只要大阪的一半工程费用。不过,随着战争推进,这个计划也无迹而终。
     由于国立公司和学校云集,以前的都市计划已经不能适用,1941年底新计划案出炉,1942年2月通过政府决定。然而截止战争末期都未能完成。这个计划人口达到100万,城市面积也扩大到了160平方公里。
      事实上,之前的计划特征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继承,比如土地经营、设定绿化区、低温地的亲水公园化、直角交叉道路,禁止高架线,强制冲水测试等等,而且还扩大了在下风处的工业地区。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为避免路线型的商业街太过于冷清,所以将其设计成连接街廊型的集团式的商业区。在商业区,还限制建筑不能低于23米;而对于住宅区采用集团住区制,使市民生活组织化。标准住区单位人口为6000人,户数1200,面积约1平凡公里,依此组构成一个有生活方式地区别之有秩序的都市。可以说,“新京”都市计划在1期以土木为核心,2期以造园为核心,战争末期,则就是建筑师和法律制订者为主要影响了。
      满洲国的皇宫到日本投降时,仅完成了地下部分,地上部分是后来仿拟完成的,也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地质宫。从皇宫周围的布局来看,采用了古典的中国皇宫格调。这一城区的中轴线是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北端的皇宫是伪满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伪皇宫前面的开阔地带是皇帝臣民休闲场所(即今天的文化广场)。另外,在今天长春一汽一带,还规划了更加庞大的皇宫备用地,可以看出,日本是准备长期占领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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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京都市计划》规划图,本文作者摄于长春城市规划展览馆。


     在建造新京的同时,当局在新京东南部拦河筑坝,形成一汪潭水,周围遍植树木,形成了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人工森林,一来为新京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二来为人们提供一个交友的好去处,这就是如今长春人熟知的净月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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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亚洲水电之母——丰满电站与新干线的鼻祖——亚细亚号超特急

     吉林雾凇是吉林市有名的胜景,很多人不知道,雾凇奇观其实算是个人工景致。1933年,满洲国国务院产业部国道局对松花江进行综合调查。1936年1-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两次指令满洲国政府必须在5年内在松花江上游建设18万千瓦水电站。同年11月,满洲国政府制定了《产业开发五年规划》,将在松花江干流修建丰满发电站列入开发计划。
  1937年5月,满洲国水电局长、日本水力发电专家本间德雄正式提交了一份《丰满发电所计划书》,标志着丰满发电站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该工程于当年7月正式动工修建,当时号称“东亚第一”水电站。同时,丰满水库设计时也号称“东亚第一”,当时为仅次于美国鲍尔德和福特佩克水库的世界第三大人工湖。
     大坝建成并网发电后,每到冬季,由于松花江水经过水轮发电机组,势能转化成内能,导致水温升高4度,大坝下游吉林市段本该结冰的江面却不结冰,导致水蒸气散入空气中,与凝结核结合形成冰晶,挂于树上就形成了吉林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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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丰满电站,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10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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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雾凇与吉林天主教圣母堂


亚洲第一快车,亚细亚号

      亚细亚号特快列车(あじあ号),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的著名列车。1934年至1943年运营于南满铁路新京至大连区间,1935年9月1日运营区间向北延伸至哈尔滨。
满铁将亚细亚号定为“特急”快车。亚细亚号舒适快捷,为了抵御满洲地区的大陆性天气而采用密闭式双层车窗,全列车配备美国开利公司(CarrierCorporation)制造的空调装置,以及电动按钮控制的可调节自动式座椅。列车编组为6节车厢,机车之后为行李车、两节三等车厢(定员88人)、餐车、一节二等车厢(定员68人)和一节流线型头等展望车(尾车,定员48人)。亚细亚号一共制造了24节车厢,编为4列,1935年又生产了2节头等车厢。
      1934年3月1日,亚细亚号首次运行,创造了以7个半小时跑完新京到大连全程701.4公里的纪录,途中停车只有大石桥、鞍山、奉天、四平4个车站。亚细亚号常态运营为共有的两组列车,每日上午由新京和大连对开,完成大连至新京间的运行,所需时间为8小时30分(中途不停车),平均运营速度为85公里/小时。1935年9月,亚细亚号的运营区间延长至哈尔滨。
      牵引亚细亚号的太平洋7型机车(当时也叫"パシイ"【pashina】型)是当时世界上时速最高的蒸汽机车之一,车头外部呈流线型,动轮直径达两米,可装载37吨水和12吨煤炭,由日本川崎重工株式会社车辆厂制造9台,由大连沙河口满铁车辆厂组装3台,全部在满洲国服役。机车的最高测试时速为130公里/小时,远远领先于最高时速95公里/小时的日本铁道省的机车。
     由于太平洋战争局势恶化,亚细亚号于1943年2月停止运行。一列车厢在苏军占领中国东北时被运往苏联,另一组列车留在中国,其他车厢下落不明。亚细亚号的牵引机车(现称SL-7,即胜利7型)现存2台:751号、757号,现被沈阳蒸汽机车博物馆和大连铁路部门收藏。亚细亚号的两节头等展望车厢在1949年后成为中国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和滕代远的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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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号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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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号餐车


731部队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电影《黑太阳731》,其内容之血腥残忍恐怕要超过任何一部美产恐怖电影(日产的主要是靠气氛,而不是血腥),而这并不是编导有意编出来去刺激观众神经的,电影中的一幕幕,若干年前就发生在人间、发生在哈尔滨平房区。具体细节已经是铺天盖地,在此不作赘述。
     通过死于731部队人体试验的朱氏兄弟的故事,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的还原当时的情形。     
朱家两苏谍
     在他去世将近70年之后,已经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朱云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给亲友留下了腼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宪兵队拍摄的照片上,身陷绝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宪兵队长对他的评价却是:“性格狡猾,生来懒惰,为了生活不择手段。”
     今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制成黑底白字的牌位,贴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纪念长廊上,旁边是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朱云彤。他们的身份,都是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马路大”。
     据东安宪兵分队审讯记录记载,朱云岫曾在密山县黄泥河子恒山煤矿做机电工。1940年8月,朱云岫与苏联谍报员万信相识并被发展为谍报员。9月27日,朱云岫与万信一起越境入苏,在“浦拉特诺夫卡”国境警备队接受指令:调查平阳镇兵力、兵种和兵营数量以及鸡西发电厂的施工进展情况,获酬金120元。
     审讯记录称,朱云岫在收集上述情报时患病,卧床两个多月,没能按规定日期入苏,预感到可能惹怒苏方,会有生命危险。为安全起见,便策划以加入日满军警密探为名开始谍报活动。
     同属这一谍报网的,还有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和工友王振达。朱云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密山县国境警察本队警长。1940年9月至12月间,朱云彤曾3次越境入苏,接受的任务指令为:调查二人班、半截河和平阳镇附近日军情况,特别是飞机场的状况,并调查密山县公路网及铁路状况,共计获酬金330元。
     1941年2月,万信被捕,但他当时并未供出几名下线。
     当年3月,东安宪兵分队在对王振达进行侦查时,发现朱云岫与其交情颇深,故作为同党进行侦查,5月3日将二人秘密逮捕。同年9月,朱云彤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
     据朱氏兄弟的堂妹朱亚珍回忆,有一次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她曾巧遇被押送途中的朱云岫,“我很惊讶地问二哥上哪儿,二哥努努嘴,我看到他的双手被反绑着,肩披棉袄,后面有日本人看着。二哥还低声对我说,‘告诉家里人别为我担心,没啥事’。这时,日本人走过来,就不让我们再说话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二哥的确切消息”。
     弟弟被捕一周后,自觉在劫难逃的朱云彤辞去警长之职回到家里,靠打短工维持生计。
     朱云彤之女、现年69岁的朱玉芬说,母亲曾经告诉她,有一天,父亲回家对母亲说,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人,感觉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说自己如果真出事,就让母亲改嫁。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不要了。他没说原因,母亲还以为他喝多了说胡话”。说完这话三四天后,朱云彤被日本宪兵带走。两个多月后,朱玉芬降生。
     朱氏兄弟相继被捕后,父亲朱宝田急得四处打听。听说两个儿子都被日本人“喂了狼狗”,50岁的朱宝田急火攻心,头疼了3天便不治身亡。
沦为马路大
     一番逼供审讯之后,东安宪兵分队对朱云岫做出如下结论:“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称为特务机关或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
     在呈报给上级的审讯报告中,东安宪兵分队认为:“该人入苏及返满后的恶行危害甚大,对其应严加处置,故认为最适合特殊移送。”
     按要求,这份报告迅速逐级呈报至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司令官原守随即下达指令,将朱云岫实施“特殊移送”——这看似轻描淡写的4个字,其实是一纸秘密而残虐的死刑宣判书。
     接下来的程序是:东安宪兵分队派专人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复,乘专车将朱云岫押送至哈尔滨宪兵队,由其转送或直接押送至位于哈尔滨南郊平房地区的731部队。
     “从731部队盖戳接收的那一秒钟起,这个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谁、以前做过什么都不再重要。731部队接收的只是实验材料,也就是论‘根’计数的‘马路大’。”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和弟弟朱云岫一样,晚4个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能逃脱沦为“马路大”的命运。
      金成民说,“特别移送”只是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第一步。踏进地狱之门,“马路大”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所谓“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和关东宪兵队等多方秘密策划协同执行的一项非人制度,一方面解决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所需材料的来源问题,另外也便于各地军、警、特、宪机构对被捕的抗日人员进行秘密处理。
      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对“特别移送”程序做出明确规定。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又下发第120号文件,将“特别移送”对象分为“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两大类。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根据他对众多731部队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震惊世界的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他在该书中称,综合许多人的证言,“马路大”大致有3类:中部战线、北部战线俘虏的八路军官兵、国民党官兵,以及在各个城市、农村从事抗日活动的人员等;在哈尔滨市内以及周边地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士兵、情报人员。
     可见满洲国的警长也因为为苏联进行谍报工作而沦为“马路大”。
     战后,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的种种恶行被逐步披露,731部队遂获得了“东方奥斯维辛”的称号。731部队的反人类行径恐怕丝毫不逊于奥斯维辛。但是731部队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本质的不同在于,731部队并不是在进行种族灭绝,其受害者得数量远远不能与纳粹集中营相比,而且种族构成也是多样的,并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种族。
     对于满洲人来说,当时他们对731部队的存在毫不知情,由于严格的保密,满洲国从普通民众到皇帝溥仪都不知道731这回事儿,所以当时也不存在什么恐怖的气氛。
     731部队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为了防止这样的惨剧再度发生,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要像谴责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去谴责731部队的这种反人类的行径。即便有人给苏联当间谍、抑或当土匪杀人越货犯了死罪,被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致死也是毫无道理的,是没有任何正当性的。讽刺的是,731部队的主谋石井四郎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731部队的实验数据和资料后来被美苏军方所利用。政治是最可怕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远离政治,恰恰因为政治的残酷,我们每个人才应该参与其中,防止它变成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可以想象,731的时代如果有网络,如果有现在一样发达的媒体和通讯技术,那么这恶很可能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言论自由也许本身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它能够使千千万万有行动能力的人行动起来!在任何时代,对事实的掩盖只会平添悲剧。
满洲国的宗教自由
     满洲国可能是世界上存在过的宗教最自由的国度之一,宗教种类之多,涵盖了当今世界众多主流宗教,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日本佛教净土真宗、道教、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日本神道教。各个宗教都有可观的信众。满洲国时期,并无对某一种或几种宗教信徒迫害的记录,而且各个宗教信徒间并无明显的冲突,可以说是各信各的,你烧你的香,我做我的弥撒,井水不犯河水。哈尔滨聚集了大量的白俄和犹太人,所以东正教和犹太教是主流,有很多的东正教和犹太教教堂,当然哈尔滨也有很的大汉传佛教寺庙,比如极乐寺。满洲的各大城市都有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满洲西部是蒙古族的聚集区,在那里藏传佛教很盛行,比较大的寺庙有查干湖畔的妙音寺。满洲国当局对蒙古族采取怀柔政策,对喇嘛是很尊重的,当然,对其他所有民族都是怀柔政策,对宗教领袖都很尊重,梵蒂冈就是与满洲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后来日军击毙苏联支持的武装人员赵尚志,在满洲国护国般若寺的主持炎虚法师的坚持下,其头颅被埋在护国般若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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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为新京护国般若寺,始建于1932年,1936年建成。文革中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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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明信片上的吉林天主教堂,文革中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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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尼古拉教堂是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建造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哈尔滨全城的制高点,也是城市建设原点。建筑采用近似希腊十字的八角布局,圆木井干式木结构,,未用一钉一铁,全部木构件均用楔接。建筑比例精确,形体错落,装饰精美。教堂主入口双向室外木楼梯,覆以双坡顶篷,中部交叉成焰心状尖拱,拱心饰以精致的木刻花饰,楼梯、栏杆及栏板同样饰以精美的雕刻;主入口上层为耸起的钟楼,四面透空,覆以陡峭的四坡顶;三个并排而立的“洋葱顶”饱满圆润,形态优雅。教堂正中耸起高高的八角形帐篷顶,其中设小洋葱形状的穹顶,极力造成一种向上升华、天国无限神秘、神权至高无上的幻觉。整体建筑造型完美匀称,堪称木结构教堂精品之作。文革中被彻底焚毁。



     挡在新京大同大街慢车道上的“孝子坟”,相传光绪年间长春有个叫王梦惺的人,生性淳孝。38岁那年,其母病故,葬母后他在辽宁千山道观入道。10余年后返回母亲墓边苦守,仅以生小米和冷水果腹,且终日不与外人交谈,忍冻受饿以尽孝道,世人为其孝心所感动。守墓3年后,王梦惺于1913年去世,世人将他们母子合葬一处,此后千山道友在王梦惺坟旁建起了一座道观。这就是名噪一时、观者如云的长春孝子坟。新京大同大街相当于北京长安街,尽管孝子坟挡住了首都的中央主干道,但是当局并未将其拆毁。“孝子坟”在满洲国稳稳当当地挡了14年大街。后被TG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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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满洲国当局修缮后的孝子坟。


他们也是满洲人

     这个几天恰逢诺贝尔奖颁奖,长春一下子就出了俩诺贝尔奖得主,不要说长春这样没什么国际知名度的城市,就是换了纽约东京,官方和市民也都有理由好好庆贺一番!可是长春却出奇的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也算是世界级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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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出生于满洲新京的岸根英一,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其维基百科的词条中提到,由于满洲国孩子上学比日本早一岁,所以岸根英一在日本上中学的时候比同班同学都小一岁。
     同样是在1935年,新京南面的满洲第一大城市奉天,一个男孩儿在千代田公园旁呱呱坠地,他父亲父是个日本愤青,曾作为学生代表强烈要求日本占领中国,后被当时日本陆军部几乎抛弃的石原莞尔一通嘲笑加教训,心中猛然对石原莞尔充满崇拜,后产一子,名字取了坂垣征四郎的征,石原莞尔的尔。
      这个孩子日后成为了世界级的指挥家,他的名字叫做小泽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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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泽征尔

    另一位不得不提的日本裔满洲人就是李香兰,日本名山口淑子,是从事电影的演员与歌手,李香兰是花腔女高音,而且受过正式的西洋声乐教育,很擅长美声唱法。后任日本参议院议员。淑子的祖父山口博在1906年举家到满洲。李香兰是地地道道的满洲人。
      1920年2月12日,山口淑子出生于奉天省抚顺。由于父亲山口文雄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的抚顺煤矿任职。举家迁往抚顺。1933年被父亲的义兄弟沈阳银行经理李际春收为义女,起中文名为李香兰。1933年,李香兰患肺病。后受俄罗斯好友建议,开始跟一位“白俄”女士学习声乐。李香兰亦为天津市长潘毓桂义女。曾以潘淑华之名义在北京翊教女子中学就学,1937年毕业。然而她从不公开自己的身世,中国人都不知她的日本血统,说得一口非常标准京片子的她,中国民众还把她当作地道北京人。在满洲国的流行歌曲大赏赛中获得头奖。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成立。李香兰进入满洲国电影界,并成为其头号女星。1942年,到上海发展,以李香兰的名字登上舞台,为中华电影公司、中华联合制片公司、满映拍了经典电影《万世流芳》并主唱电影主题曲《卖糖歌》及插曲《戒烟歌》使之红遍全中国,跟着《夜来香》、《恨不相逢未嫁时》、《海燕》使之更上一层楼,成为与周璇、白光、张露、吴莺音齐名的上海滩“五大歌后”之一。1943年,《莎勇之钟》于台沪满三地上映。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满洲国灭亡,李香兰以汉奸罪名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逮捕。但之后因证明了其日本人的身份而得以被无罪释放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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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兰签名照



日本的对满态度以及满洲人的对日态度

     对于满洲人来说,日本人绝对不是什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世界上不存在这么好的“友邦”,但也绝不是什么无恶不作的魔鬼。任何把国家行为道德化的想法都是极其幼稚的。
     如果你看过俞天任写的《军国幕僚》就会对当时的日本有个了解,如果实在嫌这本书太长了读一读推倒柏林墙写的《日本如何走向灭亡》也不错。
     满洲的富饶是众所周知的,是亚洲大陆上最适合发展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工业的地方,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一度将满洲视为日本的生命线,大有不得到满洲日本就要灭亡的危机感,对待自己的生命线显然是不能胡来的。后来日本文官政府与汪精卫谈判,几近成功,大体内容就是保持满洲独立,日本撤兵!说白了就是“支那我不要了,满洲必须给我!”满洲当时已经有3000万人口,是日本的1/3强,已经是亚洲除了日本本土以外最现代化的地区,初步建立了上游至矿业,下游到汽车工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文明水平跟日本起码还在一个数量级上。日本对待满洲的方式显然不是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那样——相差好几个层次的文明之间的一边倒的大虐杀。日本对待满洲人是怀柔政策,甚至比对待台湾人更加的怀柔。生于吉林市,经历过满洲国时期的于志钧教授说:““王道乐土”是为日本的文化战略服务的,远不是今天一些文献所描绘的欺骗,而是实在操作。中国有句成语“乐不思蜀”,日本让东北人“乐不思中”!日本要在东北打造一个“王道乐土”现实社会。为了让今天的人们知道什么是“王道乐土”,我拉回那个时代,谈我之所见所闻和所感。中国不是没有这样的历史,元朝和满清都有过!日本害怕重蹈覆辙。“王道乐土就是收买人心,玩假的不行。
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武力征服相对是容易的;然而,征服之后的统治就困难了。日本占领东北之后,怎么办?东北不是西伯利亚那样的无人区,有三千万人口,是日本人的三分之一强。对当时这样一个巨量人口,只能是安抚,别无良策。日本这样一个精细民族,当然明白。关键之关键,是切断东北人民对中国的宗主国认同。这是不容易的,但不是不能做到的。那就是迅速地给“满洲国人”以看得见和感觉到的好处。“王道乐土”就这样出炉了。从1931年到1939年,日本的“满洲政策”是这样制定的,也是这么做的。1940年之后,日本陷入侵华战争泥潭,就乱了方寸。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就走向毁灭之路!”
      从事实来看,于教授的分析是合理的,不然也不会出现他们一家去北京天津旅游,阔的跟美国佬一样的经历。此外,种种史料表明,深具岛国危机感的日本打算把他们国家的主体搬到大陆上,搬到满洲。所以日本人对满洲的态度绝对与英国人对印度的态度不同,完完全全是当做自己的家来建设,在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满洲甚至是领先于日本本土的。长春人都知道天皇当年是有计划把家搬到新京的,英国女王可曾想永久的居住在德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满洲人跟日本人是一个种族,注意种族是一个生物学范畴的定义,而不是文化上的。民族是文化定义,是可以改变的,而种族是不可变的。这导致日本对台湾和满洲的态度是同英国人对印度人、西班牙人对菲律宾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对满洲人是想极力同化、皇民化,这显然没有成功,起码14年是不够的。
     在满洲工作的台湾人蔡西坤回忆“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采取计划都市,设计得非常好,主要道路为长达几十公里,又宽又直的大同大道,整个建设规划都以王道乐土为依归。依日本政府的计划,日本皇帝所在的都城京都迁到东京後,将来要迁移到新京(新设的京都)来,所以新京在建设上特别注重「民族协和」的精神。我们大同学院的制服就叫做「协和服」。”
     “有这些机会出入中国大陆与满洲国,我深深感觉山海关内外的风土人情差别很大,山海关内人口很多,生活条件却不如关外,大部份人民都是又脏又乱,有些人因为贫穷,还会抢钱呢!有次我带著三千元满币(值同日币使用,我未兑换为大洋)到华中徐州玩,结果眼看著被抢,却因为人太多无法追回而作罢。
      满洲人则不一样,满洲人很好,既有情性,又讲信用,我和满洲人的接触虽然不多,但印象、观感都不错。当时「满洲国」有满洲话(即北京话)的分等考试,我在高等学校时已学过北京话,因此来到满洲,参加满洲话分等考试,成绩还不错,是二等通译,所以我和满洲人可以沟通。”
在满洲中央银行工作过的吴金川回忆道“日本人对满洲国有特殊待遇,他们在满洲国的建设按步就班,比较不像在山海关以内那样胡作非为。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和日本财阀中第一强的三井财阀三井株式会社社长池田成彬曾有过暗约:山海关以北的东北地区,中国委任日本经营;但日本人不得进入山海关一步。当时若真能实行是很理想,可惜日本并没有履约,因为池田成彬被日本军部控制,不能照约实行,结果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并在上海登陆,中日之战遂难以避免。”       在满洲国驻泰使馆工作的台湾人杨兰洲回忆“满洲国驻泰国公使馆的地位和日本驻泰国大使馆地位相当,所以满洲国人在泰国还蛮被看重,台湾人就不一样了。台湾人去泰国者,完全没有依靠,常被泰国政府欺侮,他们都想来当满洲国人。因此产生这样有趣的现象:满洲国到泰国开设公使馆,满洲国没有人来,来的大多是没有受到保护的台湾侨民。”
同样在满洲国外交部门工作的吴左金先生回忆“当时国民政府在朝鲜亦设一中国领事馆,负责当地中国侨民的事务,但中国侨民发生纠纷,多利用满洲国新义州领事馆的权势。因为日本比较偏向满洲国这一方,所以侨民有事都来找我们,通常只要协调一下即通融过去,而中国领事馆的作用则不大。在我任内,曾有一两个中国侨商被日本宪兵抓走,他们跑到领事馆求救,我去说情,日本宪兵随予放行。”
      “我觉得在满洲,日本人的确用真心建设,到那里的日人多有久居的打算,这和在台湾的日人不同,在台日人多半想捞点钱财即回日本,所以在满洲日人较好相处,较无优越感。他们曾对新京做了非常完善的都市计划,建筑完全按照设计施工。”
可见,日本从里到外的对满态度都是与日本无差别的、一体化的。
     至于老一辈普通满洲人的对日态度,显然谈不上感恩戴德,但也绝不是深仇大恨,我家里四位老人都没说过日本人什么坏话,来自阜新的王圣元在上一篇日志的回复里提到:他爷爷说“你说日本人有多坏,那我没见过,你说日本人有多好,我可见过”(原话如此)。 但是满洲国末期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俗话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美者昌,逆美者亡。”日本军国主义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最后也拉着满洲吃了锅烙。所以当年日本投降,国军入城的时候满洲人还是欢迎的,跟台湾人一样,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却远不及他们已经经历过的好,这是后话。

满洲国的“辛德勒”——王替夫

     公元2001年7月13日,一位九旬老人在哈尔滨悄然离世。没有多少人记得他风雨坎坷的一生,没有多少人了解他的辉煌成就,也没有多少人理解他无奈困苦的心灵。老人匆匆的走了,不知道他临终前对自己的这几十年作何评价,我猜想,他应该感到坦然、幸福,他无愧于自己的一生。由于历史原因,他的事迹没有能广为流传,但这又怎样呢,他曾经捍卫过正义,这就足够了。
       2001年7月30日,时任以色列驻中国大使沙雷夫先生来哈尔滨,打算探望这位犹太民族的朋友。很遗憾,只相差半个多月,便只得阴阳两重天。同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一个伪满外交官的人生告白》,作者不无遗憾地在后记中说:“王替夫的故事没有因为他猝然离世而结束,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位哈尔滨东省法政大学的优秀大学生;
      他是一位语言和外交天才;
      他是为日本、满洲国效力的公职人员,一些人称他为“汉奸”;
      他是唯一面见希特勒,并与之共进晚餐的中国人;
      以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世界上拯救犹太人生命最多的人!
1911629日,王替夫出生在吉林市永吉县。他很小就对英语、俄语非常感兴趣,并达到了自由沟通的水平。1931年,当他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读到大三的时候,他已经能熟练运用日、俄、英、德四国语言。起初他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曾经上书李顿调查团:
尊敬的李敦爵士阁下:

阁下不辞劳顿,亲自率团来华,实不负万国之托暨吾国民所望。在下系本埠人士,就读于东省特区法政大学,只图求知以报国,而今日人入侵,横行恣肆,令吾辈报国无门,前途断送,特以万分沉痛之心情致函于阁下。

日本地处东瀛,垂涎我关东(原文误作“东关”,夏红注)土地已久,终于挑起奉天事变,悍然占据沈阳、吉林,又发兵热河,将战火蔓延至关东三省,且以扶持之名,擅立国中之国,敢问公理何在,吾国之主权何在?吾国军队并非无力御敌,奉政府之命以图国家处置而已。民众暨学界亦遵国家之命而忍痛克剩,寄厚望于国际公论。

切望贵调查团秉持正义之精神,明察日人之恶行,并诉诸国际联盟,以公法绳之,是所至盼。

特此致函

恭祝顺绥


王替夫敬呈

     后来王替夫当上了满洲国的外交官,这态度的转变自有他自己的理由。无人有权苛责!由于出色的德语水平和外交才能,他很快被派往日本的盟国德国,成为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领事兼书记官。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王替夫通过和希特勒的亲密接触,初步了解了德国的政策和独裁者的思想。他同情犹太人,亲眼见到了他们的境遇,“为犹太人做点事”就成了他经常考虑的问题。
      1935年,机会来了。美国的犹太人机构计划接收部分犹太人,而德国希望让这些犹太人经前苏联到伪满洲国,然后再去美国。具体办理这件事情的任务,恰好落在刚刚获悉德国消灭犹太人计划的王替夫身上。在他和美国犹太人共济会会长托马斯、和他的上司,外满洲国公使吕宜文协商后,成倍增加签发护照的数量,最多时达到每天100份。
     二战爆发后,德国通知王替夫不要再给犹太人发护照了。但他在吕公使的支持下,继续秘密签发,而且越来越多。后来日本人发现,拿着王替夫签名护照的犹太人实在太多了,怕影响其与德国的关系,要求他立刻停止。直到1940年6月被调回国内,他一直没有停下在护照上签名的工作。
       在驶向东方的列车上,他清楚自己恐怕难逃牢狱之灾,搞不好要人头落地。但他也清楚,只要犹太人拿到护照,他们就可以离开魔窟,保全性命。于是他不顾一切,拿起尚未派发的签证,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从车窗抛向车外,外面等候被德国遣送的犹太人接到后就是一阵狂喜的欢呼……这样的欢呼,伴随了他一路。
      两年里,一共有1.2万犹太难民拿着王替夫签名的护照经过前苏联的远东地区抵达满洲,转而南下上海。而被大书特书,被拍成电影的德商辛德勒,解救的犹太人数量不过是满洲国外交官王替夫的十分之一!! 《辛德勒的名单》里有这样一句话“救一人即救全世界!”那么12000人呢?


王荆山——一个“汉奸”的一生

     今年我去纽约百老汇的美琪大剧院观看了音乐剧《歌剧魅影》,这部音乐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剧中故事就发生在歌剧院里,所以整个剧院都是舞台。像美琪大剧院这种传统的西式剧院都是那种“雕梁画栋”的样式,柱子都是带柱头的,或者刻成天使的模样。
     百老汇的美琪大剧院使我回想起,在三年前,我曾经在长春的大马路(大马路不是指一条大的马路,而是这条路的路名)上探访过一座类似的建筑,名曰“大众剧场”,再早的时候叫新京国泰大剧院,是个叫王荆山的资本家出资兴建的,我去看的时候,国泰大剧院已然已经被废弃了,残破不堪,但仍能从楼梯扶手、舞台、和墙壁上依稀看出当年“华丽丽”的影子,据附近的人讲“当年这剧院天花板和墙上都是西洋“裸女”壁画,溥仪在这里看过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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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破的国泰大剧院,依稀可见当年风采。


     后来跟几个网友一起也去探访了王荆山在长春的买卖——裕昌源火磨。逐渐了解了这个资本家兼“汉奸”的一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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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荆山创办的“裕昌源”火磨旧址。(穿白衣服介个银就四楼主)



     王荆山,又名王琳,祖籍山东省黄县。长春裕昌源火磨创办人,著名的实业家。清朝末年,由于兵连祸结,连年饥馑,王荆山的祖父携妻担子随同族人逃难关东,落户于长春南郊大屯。赤手空拳的逃难户生活自然异常艰窘。王荆山的父亲王永祯只得不顾劳苦,一面租地耕种,一面自垦生荒,还要间做豆腐,走屯串户沿街叫卖。1876年(光绪二年)王荆山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
  王荆山幼年,一家人常常难得温饱,有时甚至饥寒交迫,幸好经常得到外祖父的接济。由于家境贫寒,王荆山13岁才入私塾读书,15岁又被迫辍学。此时他还经常到集市上自学木工、瓦工等各种手艺。失学后,王荆山随其二叔去黑龙江瑷珲城,入“和顺成”银匠铺学银匠手艺。当时银匠行业已经日渐衰落,银匠谋生困难。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王荆山北渡黑龙江到俄国境内。原打算以挖金为业,无奈体弱力单,又没有同伴合作,便改做小商贩,靠贩卖些落花生、榛子、糖果一类的小食品为生。翌年6月,王荆山又随船北行,到当时中国人俗称“黄河口”的地方。这里出产沙金,淘金工人聚集,商旅往来不断,于是王荆山在市街上租赁了一间木棚,开办了一个经销糖果食品的小商铺。1900年,沙俄军队强行驱逐黑龙江北岸的中国居民,王荆山等50余人结伙于同年10月中旬历尽艰辛,渡江南返,徒步跋涉,于同年年底返回长春。王荆山在俄国境内做小商贩数年,不仅略有积蓄,而且学会了俄语,这些对他日后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荆山回到长春之际,结识了参加西伯利亚铁路建筑的工程师塞尔维亚人苏伯金。当时,苏伯金筹备在宽城子车站附近建筑一座火磨(机器面粉加工厂),王荆山受佣“跑外”,负责采购建筑材料,招雇建筑工人。两年之后,日俄战争爆发,俄军阵阵溃败,日军步步紧逼。苏伯金惧怕日军进占长春,便把火磨委托给王荆山照料,自已逃往哈尔滨避难。王荆山尽心竭力地看守着火磨。日俄战争结束后,苏伯金返回长春,火磨完好无损。这样,苏伯金对王荆山更加信赖,决定将火磨所产面粉全部交王荆山包销,以此酬答其护厂之功。当时,王荆山缺少人力,资金不足,于是与刘向阳(河北乐亭人)、刘麟阁合股,各出资金3 000元,在长春旧城北门外的二马路北、大马路路西开设“裕昌源”粮米铺,一面包销苏伯金火磨的面粉,为苏伯金收购小麦;一面加工和销售高粱米、豆油等。
  1914年6月,奥国皇储裴迪南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战争首先在塞尔维亚国土展开,塞尔维亚人苏伯金急欲回国,遂匆忙将火磨以4.9万卢布的低廉价格卖给了王荆山。王荆山获得了生产面粉的机械设备和厂房。原火磨技师俄人雅阔夫也同意继续留任,兴办一座近代的机器面粉加工厂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王荆山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中,于1914年9月12日创办了裕昌源火磨。裕昌源火磨是长春市第一家由中国商人开办的机械化大型粮食加工企业。
  近代的长春城是作为粮食集散地发展起来的,周围盛产粮豆、小麦,这就为裕昌源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裕昌源创办之时正值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再加上王荆山的精心经营,使裕昌源兴办伊始便生产顺利,购销两旺,获得丰厚的利润。
  裕昌源的累累盈利刺激着王荆山的勃勃雄心,他决心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1915年春,从英商伊达洋行经纪人纪氏之手,王荆山购得“满铁”附属地内地皮7 000“坪”(日本计算地积的单位,每坪约3.3平方米)和一条铁路专用线。在这片地皮上,王荆山悉心规划,修建厂房,安置从德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平整道路,经过两年多的基本建设,终于建成了设备先进、厂房和院落宽敞、道路平整的新工厂。1917年底,裕昌源新厂址建成投产,日产面粉能力为1 500包,每昼夜可磨制小麦2 750普特(俄制重量单位,一普特16.38公斤),年盈利额15万元。新厂址的建成使裕昌源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先进的机器设备、宽敞的场地和便利的道路与铁路专用线,这些为生产的发展和粮豆购销业务的扩大提供了良好条件。
  随着裕昌源生产和经营的发展,王荆山的资本积累迅速增加。1918年他以19万元收买了吉林的恒茂火磨(1915年由任天章等开办,日产面粉近   1 600包),改称裕昌源吉林火磨。1926年王荆山又从哈尔滨商人刘某之手,买下了一座正在修建的火磨,建成裕昌源哈尔滨分号。此外还在黑龙江安达开设裕达火磨,在长春增设碾米厂、烧锅。与此同时,王荆山又从事粮食贸易。自1917年始,裕昌源就在长春收购黄豆,在大连设出口部,由其弟王焕卿担任经理,与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联营,向日本运销。从1921年到1931年,裕昌源每年出口黄豆近万吨,获利达几十万元。
  资本积累的迅速增加使王荆山不再满足于单独经营粮食,开始向金融和其它产业投资。1919年“益发和”财东刘家与交通银行合资开设“益通商业银行”。王荆山利用该行经营不力、赔累甚巨的机会,于1921年投资2万元,并出面对该行进行整理,从而夺得了益通商业银行董事长的职位,直至日伪政权垮台。1941年王荆山又出资50万元,由其长子王秉公出面,在长春东郊兴隆山开办“大名陶瓷厂”。此外,王荆山还经营着数千间的房产。从开办裕昌源粮米铺开始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王荆山的资产不断的增加,仅以裕昌源股金为例,据1946年统计,该企业共有股本5万股,已缴股金200万元,其中王荆山本人名下有5 789股,占11%;加上他妻子、儿女及弟弟的股份计算在内,王氏家族计有27 400股,占全部股本的55%。王荆山的事业取得成功.1913年日本满铁长春事务所组织赴日商业参观团,王荆山应邀参加。他在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参观市政建设和工商企业,深为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所倾倒。王荆山为使裕昌源在铁路运输和资金等方面得到方便,任用日本人岩坂,专跑“满铁”,负责联络火车;广交日本在长春的实业界人士,并将自己的次子王秉章交由金井带往日本读书,更名为金井秉章。在日本“关东厅”的监督下,1921年日本在长春组织信托公司,由日方派出专务董事一名,中日双方各派董事3名,王荆山被任命为董事长。
  王荆山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他幼年失学,发迹后深感教育事业的重要。1915年他出资在长春东大桥东借用山东会馆房舍开办自强小学。1918年又办自强中学。1920年新建的自强学校校舍建成,学校随之迁入新址。他聘请杨维周为校长,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由于他不断出钱资助,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充。自强学校当时在长春是有一定影响的。此外,他还出资开办“荆山幼稚园”,资助修桥筑路。至今王荆山创办的自强学校仍在。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满洲国垮台。同年11月间,苏联红军将其逮捕,对其进行审讯,旋即释放。翌年1月他逃往哈尔滨躲避,8月绕道吉林返回长春。因当时裕昌源及其厂内王荆山的私宅被国民党军队洗劫,王荆山便迁往其女儿吕家居住。1951年4月26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王荆山被逮捕。翌年3月19日,汉奸叛国罪被处决,时年77岁。

满洲的归宿

     日本当时称雄亚洲,但与美国相比仍是一个落后国家,太平洋战争一打响,结局就已注定。
      1945年,苏美英三国签署《雅尔塔协定》2月11日3国签订了由莫洛托夫起草的《雅尔塔协定》,全文如下:
      苏、美、英3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对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二)对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造成的俄国权益必须予以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还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未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解决。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标。
      除“协定”之外,还有一个“备忘录”,记载了斯大林还向美国提出的各项保证:(1)彼决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的统一;(2)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委员长继续领导;(3)彼所欲望者乃为统一安定之中国,并愿中国控制全部满洲,为其领土之一部分;(4)彼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凡苏联部队因进行对日作战而进入中国地区时,彼决尊重该地区之中国主权;(5)彼欢迎蒋委员长派遣之代表协同苏军进入满洲,俾使中国在满洲之行政工作得以顺利组织;(6)彼同意美国对华之“门户开放”政策;(7)彼同意韩国由中、苏、英、美4国政府共同托管。
     就这样,原本独立自主的满洲莫名其妙的落到了蒋委员长手里。
     苏军攻入满洲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满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据估计苏联抢夺的各种物资机器设备物、资补给价值达13亿美元,老百姓的金银细软多的无法统计。据估计,直接经济损失20亿美元。要知道二战之后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才130亿美元,满洲的损失完全可以支持一个欧洲国家重建。1946年,生于吉林九台的留美地质学博士张莘夫因为阻止苏联拆卸机器被TG部队枪杀。
     据台湾人杨兰州回忆“苏联军队进入满洲以後,满洲处於无政府状态下,被抢、被杀、枉死的人很多,这一段悲惨的过去几乎每个在满洲国的人都体会到,我的妹婿黄泰荣,原在松花江发电所服务;日人撤离後,他代理松花江水力发电所所长;苏联军进入该厂後,欲抢拆发电机器,他为了卫护该厂,不幸被打死,我妹妹和两个小孩幸得逃离回台。当时我在哈尔滨,我们也听说松花江发电厂的发电机三部被抢走两部,王府经营的毛织公司也深受破坏,三、四千头羊被宰杀充饥,可见苏联军的凶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没等苏联人离开,国共两党就开始了“抢关东”,为了争夺满洲工业基地大打出手,期间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困长春”,造成数十万满洲平民百姓死亡,TG自己承认的数字是饿死12万,根据TG的一贯表现,乘以五应该基本属实。新京在满洲国末期人口近百万,减去被遣送的日本人20万,再加上因战争躲避于长春的周遭百姓,人口不会少于80万,“困长春”后仅剩下17万,昔日亚洲第一先进城市落得饿殍遍地,尸臭难当。
      四平市是南满道的交通要冲,据TG军队老干部回忆“(四平)道东道西两个面粉厂,24小时三班倒磨面粉,磨好了就运到苏联去,苏联1945年还是配给制,1946年就取消了。”后来国共在四平发生激战,曰“打四平”,此一役“一座现代化中等城市化为一片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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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时期四平街景



     即便是国军,对满洲人民也是很差的,照样抢。


截屏自《大江大海1949》同名纪录片
     国共内战,TG大胜,作为本朝建政时全部家底儿的所在地,原本是自由市场的满洲大地被计划经济死死箍住,这种彻头彻尾计划经济的本质跟军国主义的统制经济都有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区别。满洲从此堕入了它能够想象得到的最黑暗的时代。
后记:东北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
     吉林市的于志钧老人在他的回忆录《蚕食》的后记中写道“本书仅告诉读者,作者过去所经历的和所听到的一些事。因为是真实的事,所以作者用不着参杂什么装饰。有少量评论,纯属个人见解,读者可持不同看法。不管怎样,事实就是这个样子,书中有大量照片佐证。我不是根据一张两张照片,片面说事的。”
     “九一八事变后,成立“满洲国”,日本人和中国东北人共同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我们说过“大路朝前,各走一边”,谁也不知道会走到那去?十四年后,答案揭晓了。回头看,同说“别了!满洲”。日本人不得不离开满洲;东北人回归中国。“满洲国”成了不光彩的历史符号。”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名言在被说出来的时候还是正确的,但现在不是了!网络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给每一个渺小的生灵都带来了书写历史的权利!于是有些人(如果粉蝗汉之流)开始从过去寻找答案、寻找法统,来支持他们的执念,所谓“自古以来”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我写下这些“另类”的历史并不是为了赞颂谁,也不是为了从中寻找什么合法性来源,满洲国本来就是个不合法的国家,如今世界之上,合法的值得人们深爱的国家一抓一大把,欧罗巴诸国、美利坚、加拿大、新日本皆堪称政体之典范。只有那些没有国际视野的瘪三才会把目光集中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和如懒婆娘裹脚布般又臭又长的历史之上。还原历史的要义就在还原历史本身。
     东方诸国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一直沉醉在自己的小儿科文明中无法自拔,被人敲醒、不得不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同在一个星球上的竞争者已经一骑绝尘将他们远远甩在后面。日本一向是个好学生,但也免不了失败和挫折,有了些成绩之后竟然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己是整个东方文明的代言,于是编织起了一个无比壮丽的大东亚迷梦,最终还是难免将自己和满洲小邻居带入了深渊。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终于认识到,民主宪政、自由贸易、科技创新、专利保护、中小企业……可不管什么东方西方(这些要素离得大部分日本在战前就已经做得不错了)!世界上可不是仅仅只有零和博弈,另一条路是互惠共赢。日本现在成功了。
     满洲人/东北人/关东人如今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成了奴隶,一边用自己血管里的鲜血满足着庞大、赤贫而又贪婪的南支,一边喝着南支精心勾兑的迷魂药,觉得自己土地上自己参与建设的齐全的工业体系是所谓的“傻大黑粗”,觉得自己在TG建政初期吃了偏饭,被全国“支援建设”,如今沦落成连马来大猴子都能随便踩一脚然后还能骂上两句的一坨屎,是因为不懂“市场经济”!
     我们自己的历史里并不只有“亡国奴”,并不只是“殖民地”!我们的历史是由无数个王荆山这样的商人、慈善家,王永江杨宇霆这样的政治家、教育家,王替夫这样的外交官,张莘夫这样的科学家,李香兰这样的演员,梅娘、萧红萧军这样的作家,还有无数像于先生父亲那样靠自己劳动吃饭的普通人写就的,写满了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这才是我们的历史,绝不容南支抹杀。
     我们并不独特,我们不是什么“龙的传人”,更不是什么“天照大神”的后代,我们跟加拿大人、挪威人、瑞典人、芬兰人一样是人,我们的自然地理跟他们的一样好!我们也理应跟他们过的一样好!
     即使以前的满洲国从未存在过,我的想法也绝不会改变!
(注:南不一定是支,支不一定是南,满洲/东北/关东人想获得自由,不联合其他支控区的有识之士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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