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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萊主義與清教共和主義 (下)

发表于 2017-4-26 15:34:47 | 3430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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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6 15:34: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4年7月天津師範大學西方政治思想研討會發言及提問

這些話我們搞英國思想史的應該很熟悉,因為這些話後來原封不動的出現在彌爾頓和哈林頓他們的著作裡。在英國內戰前夜,屬於國會黨的那幫思想家,最喜歡提的就是這些理論。彌爾頓本人在為《為英國人民聲辯》(1649)中指出,國王並不僅僅是查理國王本人不好、越權,而是君主制本身就是不好的,君主制本身為什麼是不好的?因為它是上帝所指定的長老共和制的墮落,上帝早就通過撒母耳的口警告過以色列國民,你們不能這麼做,如果你們錯誤的受到誘惑選立了君主,為了富國強兵的目的,建立了君主的統治,那麼你們馬上就要自作自受了,君主就要實施暴政虐待你們。並不是因為哪個君主變壞墮落了以後才虐待你們,而是因為君主本身就是壞的,他註定要虐待你們。不僅僅是昏君會虐待你們,就算是大衛王這樣眾所周知的賢王他也是禁不住誘惑也是會虐待你們。這就可以看出上帝的智慧是遠遠超過凡人的。你們不聽上帝的忠言肯定要自作自受。相反,現在我們國會軍是要糾正這個錯誤,要真正的按照上帝的意志辦事,建立一個符合上帝心意的國家,所以我們是必然要勝利的。這就是他的論證過程。

這個論證的作風一直延續到內戰結束以後。我們可以看到洛克v和費爾默辯論的時候,他們辯論的重點是什麼?照現在的觀點看就有點奇怪了,他們辯論的重點是伊甸園裡面亞當和夏娃時代的事情。費爾默的重點就是,上帝制定了家長制,國王應該是家長制的直接繼承人,所以亞當有權力統治夏娃,因此國王也就像是家長有權力統治兒女和妻子一樣有權統治他的國民。而洛克論證就是完全不同說法的,國王根本不是亞當的繼承人,而經過多次篡位,家長的權力不能自動的(繼承)但是洛克這件事情也是最後一次了,在洛克差不多或略早些時候,霍布斯已經開始對這種神權政治不耐煩了。後來有人說霍布斯遭到的迫害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其實當時的人敵視他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太理性了!因為利維坦的理論中間,不太尊敬亞當和夏娃,不大尊敬舊約和新約裡面的東西。他直接了當訴諸人類的理性,說是人為了自己的安全就可以結成締約、結成條約。這種體系的正確性可以有爭議,是不是像克倫威爾一樣可以導向專制還是次要問題,關鍵在於這種做法是不虔誠的。而(保王党和國會黨)雙方都是虔誠的。保王党是屬於國教派的人,國會黨都是長老派和獨立派的人,他們都是絕對不願意背叛聖經教導的。你這樣純粹信任人類腐敗的理性本身就是大錯特錯的事情。人類的理性本身是靠不住的,不可能像上帝真言那樣靠得住。你用人類理性自己去設計一個政體,這個政體專制也好共和也好民主也好,都是沒有關係的,僅僅是這種設計方法就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大家都在異口同聲的迫害他罵他,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洛克搞的那套實際上他在思想方面,我們可以說是不像霍布斯那樣激進,他的觀點等於是回到那種以《聖經》和舊約為出發點的政治理論。整個英國革命時期,他們可以說是國會黨和王黨雙方都要不斷引用《聖經》和神學來辯論他們。

光榮革命以後這種聲音漸漸沉寂下去了,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實政治的問題基本上漸漸消失了,沒有打官司的理由,大家就漸漸不引用神學了。但是不引用神學不是說神學的暗流直接就消失了,它通過兩種形式還是繼續發生作用,在國教會和新教會內部,神學傳統還在延續著。在格萊斯頓這種人身上體現的很清楚。格萊斯頓主要是個神學家,他搞起外交的做法跟卡特總統很有相似之處,首先要考慮土耳其人對巴爾幹基督教徒的屠殺照《聖經》的理論應該怎樣解釋?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不朽的靈魂,像那個猶太人賈斯特菲爾德勳爵那樣只管國家利益,那絕對是不虔誠的。他雖然是維護大英帝國的利益和殖民利益,但是從基督徒的觀點看是不足取的。格萊斯頓作為優秀的神學家他首先要考慮的是,阿富汗村夫也好,保加利亞人也好,他都有一個不朽的靈魂,他們不朽的靈魂不能聽任異教徒的殘殺。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所以人權外交的基礎實際上也是基督教教義。後來卡特總統的人權外交就非常接近於格萊斯頓這種教義。

另一個更大的潛流就在美國。清教徒在英國沒有獲得完全的勝利,儘管他們以輝格黨的形式把國王打慘了,限制了國王的權利,但他們最終沒能把英國變成一個共和國。共和主義的傳統流傳在國教會的基要派、長老派和輝格黨的激進派當中,始終沒能佔領主流地位。但是在美國,美國一開始就是清教徒建立的國家。加爾文和希伯萊傳統在美國的政治生態當中始終處於主流。不用說林肯是神學家、威爾遜是神學家,國際聯盟的基本理論就是加爾文宗的神學理論,就是美國的特殊論。威爾遜總統從小就堅信,他作為長老會的教徒 — — 就是說跟長期國會的那些多數派議員屬於同一個教派的 — — 從小就堅信,上帝賦予美國特殊的使命。舊歐洲乃至舊世界之所以充滿了戰爭和流血,歸根結底就是因為他們不夠虔誠,沒有遵守上帝之道。美國的特殊使命,就是用上帝之道去教育他們,讓他們拋棄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現實主義的外交,回到集體安全的道路上來。集體安全之所以行得通,就是因為它的行為主體都是受過上帝薰陶的人,他們的道德觀念比舊世界的人要高一頭,所以才能行得通。

如果人們從現實政治角度來看,那麼威爾遜那套國際聯盟還是康得主義的東西,什麼永久和平的國際聯盟啊,完全是書呆子知識份子設計出來的東西,會被現實政治家嘲笑的。這怎麼能行得通?人都是有野心的嘛。但是威爾遜的觀點和他們不一樣,他不是啟蒙主義者,他的根本立場是個神學家,他認為人當然是有罪的,但是用律法和加爾文主義傳統,可以把人改造成像美國一樣道德更高尚的人。這些道德更高尚的人一起搞集體安全是可以搞的,可以實現的。而且這種集體安全比英國人和舊歐洲搞的那種現實政治的勢力均衡要高明得多。他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了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的成立。有很多歐洲人比如說基辛格就認為他這種天真的迂腐把歐洲人給害了,本來實力均衡還能夠穩定局勢,一搞起集體安全來了就出來希特勒這樣的人物誰也管不住了。但是照美國的看法就是歸根結底還是道德不夠高。道德不夠高的一個具體體現就是你搞不出一個品德高尚的共和國。品德高尚的共和國相互之間是完全可以搞集體安全不會出現希特勒的,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是這種理念的體現。既然我們都是高尚的民主共和國,所以我們內部是不可能出現希特勒的。而我們組成一個俱樂部,這個俱樂部內部就可以實行集體安全制度。儘管聯合國和國聯搞不了集體安全,那是因為他們道德沒有我們高尚的緣故。

這一點在現在美國外交中仍然是佔有很大的實力。美國外交家像賴斯這種人,始終堅信美國的特殊使命,始終堅信美國的道德高尚,跟其他地方沒法相比,舊世界比如說伊拉克的混亂,歸根結底要依靠道德高尚的美國人對他們進行救贖。布希總統的十字軍戰爭,你看他的措辭,整個就充滿了十七世紀神學政治家的措辭。林肯總統討伐南方的那些宣言歸根結底都是這個,虔誠不虔誠的問題。虔誠不虔誠的問題比憲法不憲法的問題重要,比利益不利益的問題更加重要。從利益角度看,保留奴隸制很可能是有利可圖的。但是從基督教徒的良心的角度看,這是褻瀆神明的,所以無論如何這一戰非打不可。而從國家主權的角度來看,伊拉克也許是不該打的,但是從正邪不兩立的角度來看,這場現代十字軍戰爭仍然是非打不可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新教共和主義和希伯萊主義的精神現在最大的繼承人就是世界上的霸主 — — 美國。也就是憑著美國的力量,它仍然處在世界文明傳統的中流砥柱的地位上。

提問部分

提問人A:您的這篇文章我覺得也算歎為觀止,很大的一個框架來談這個,很大程度上是現代近現代整個的政治思想的發展。我理解的希伯萊主義有猶太傳統的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還是在基督教正統傳統之外的,可能沒有希臘那種異教的傳統更XX,我不知道您是否熟悉另外一種對這個事情的解釋方法,就是完全從基督教內部(的觀念史)來看,中世紀唯名論神學的傳統和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之間的關係。這個傳統很大程度上是奥古斯丁,如果不說他是XXX的話,反對這個湯瑪斯阿奎那以後的亞里斯多德主義的這種神學,換句話說他們有一種內在強烈的反柏拉圖主義的東西,他們認為神學被亞里斯多德化了之後,整個世界被劃分為一個從神到人到動物…的一個若干等級的序列(存在之鏈),而人在其中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這個說法本身就意味著神未必是全能的,因為從這個角度來說就是一定程度上神欠人的債。只要人做得好就能得救,但是從唯名論的角度來看沒有這回事,因為神是全能的,真正全能的神無論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改變自己XXX唯名論革命。從這個角度闡釋,約翰諾克斯或者奧卡姆,這兩個人都是英國人,這種角度很大程度上啟發了路德的神學觀點,你只能靠信仰得救,你做的任何事功對你的得救一點用處都沒有。從這個角度也產生了共和主義的一些東西,尤其是義大利人,為什麼這麼講呢,就因為神是全能的,所以人做什麼都影響不了自己未來的命運,那麼我們關注世界的重點就不關注神了,乾脆關注我們自己吧,因為我們做的事情和神做的事情完全沒有關係。這種在義大利由XX開始的,因此完全可以用基督教內部的(觀念史)對這個問題的闡述方式,並且和宗教改革文藝復興這些都能符合。因此這種(觀念史)的解釋和希伯萊主義的啟蒙的角度有一些差異,您是怎樣看待這兩種不同的解讀方式?

劉仲敬:神學的重要性和政治的重要性不是成正比的。或者說政治神學的強度和它的神學理論的精微程度也不是成正比的。像路德宗那種觀念,它在政治上的積極性就沒有加爾文宗那麼強烈。伊莉莎白女王更痛恨加爾文宗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因為後者在政治上顯然太活躍太積極的反對君主了。而路德宗反對君主的態度就明顯比較消極。有很多神學家在政治上是非常消極的,儘管他們的神學理論可能更好一些。基督教傳統本身是很複雜的。你要說哪個傳統一定是教內或者教外不一定能夠分的清楚。文藝復興時候的特點是古學復興,古學既包括希臘羅馬的古學,也包括希伯萊的古學,大部分最有造詣的學者都同時兼通這幾種古老的語言。所以你也不能絕對的說是哪一方面一定屬於希臘派的或是羅馬派的,還是希伯萊派的,他肯定是既然到了那個境界了都是同時受到多個方面的影響。但是要說政治上的行動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政治行動力是一個和群眾基礎、政治結構、組織程度關係很大的東西。你有沒有自己的政治組織或者是群眾組織那是一個至關緊要的事情。

加爾文主義它有一個重大特點就是,它能夠無中生有的製造出群眾組織。它能夠搞出一個流亡者的共同體團體出來,然後在政治上紮下根,擴大勢力。一般來說天主教方面的學者無論他們在神學方面有多少造詣,他們一般都是依存於已經存在的權力機構,有很多情況下對政治沒有什麼影響,就算發揮影響了也沒有超出原有的權力框架。路德宗的態度要消極的多,而加爾文宗的態度的確是最積極的。他們自己建立的獨立的政治實體是最多最強大的。而且英國和荷蘭的革命和他們的關係是及其直接的。而相反,其他的神學家跟南歐的共和國的關係是非常疏遠非常間接因果關係也是不大肯定的。像馬基雅維利這樣重要的人物,他和佛羅倫斯的關係也只能說是若有若無。但是英國的長老派、蘇格蘭的長老派跟查理國王的人頭的關係卻是直接而明確的。沒有這些加爾文宗教徒的話,查理國王的人頭是一定落不了地的,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這個影響力強度是相差非常之遠的。

提問人A:那個時代的人的思維方式和我們現在世俗化的時代是很不一樣的,如果我們很大程度上強調是關於政治方面的考量,對於他們他們可能更優先的是一個神學的世界觀上的考量,這種和我們的時代的思維方式更貼近一些,但是未必經常和那個時代的人相一致呢?

劉仲敬:那個時代的人的思維方式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像斯賓諾莎這種人顯然就是純粹的學究,他雖然有一定的願景和理念,他其實也是關心政治的人,只不過由於他自己的身份,作為客卿身份,不可能真正實現他的理想的。等於說他是朱子那樣的人,就像一個農夫,灑下種子,多少指望別人去做。但是有些人,特別是加爾文宗的傳人,他們根本就是政治宣傳家,甚至就是革命家。像洛克這些人是直接參政的人,長期國會那幫人基本上人人都是神學家兼政治家。他們的希伯萊主義是非常粗糙的。直截了當的說就像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引用毛主席一樣,「現在我需要打倒誰了,然後我反過來翻語錄,符合我打倒某某人要求的那些語錄我就翻出來,看這裡是符合上帝的意思。不符合我這些語錄,雖然也寫在聖經裡面,但是我不看它視而不見」。這個目的性是非常直接的。

可以說照中國人的說法這就叫做“六經注我”,換它這叫“聖經注我”的方式。包括彌爾頓本人也是這樣,《聖經》裡你真要找有利於大衛君主制的觀點,說基督徒應該服從君主的觀點那一定可以找得到的,使徒保羅就是這麼說過的,別人國教會主教早就這麼說過,你這種理論聖經化就叫斷章取義,他肯定就是斷章取義,沒錯,就是為了現實的政治爭鬥的,有利於國會和這幫,就拿出來大談特談,有利於君主制的就假裝看不見。「雖然明明寫在聖經上,我也無法反駁我也不敢反駁聖經,但是我只要不說就行了,我只說我這部分有利的」。這就是純粹現實政治的做法。

如果你要是說神學存在一個學術規範的話,那彌爾頓哈林頓這幫人肯定就是不及格的,不但是不及格的而且還是心術不正的作弊者。但是搞政治就是這樣搞法,他這種做法在宣傳上有效力,對於識字不多的老百姓,他們所瞭解的上帝真言就是神學家在講壇上講的這些,還有小冊子做的給他們散發的這些。「如果這個神學家或牧師恰好是我們這個教派的人,那些小冊子又恰好是我寫的,那麼我可以讓這些方面的老百姓都相信共和制就是好,上帝要的是共和制,這一點我就達到目的了。聖經上其他方面的記載那就暫時不重要,先把國王的頭砍掉以後我們再慢慢討論。」情況就是這樣的。

提問人B:我剛才聽了劉仲敬老師的講座真的很震撼,通過你的講座我好像也更加理解您對時政問題的一些看法。我是否可以認為,在您看來,真正的共和主義一定是以神聖律法為基礎的,因為人是不可例外的。

劉仲敬:你要是相信加爾文主義的話,那麼這一點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其實加爾文在基督教原理中間有很多部分是涉及政治組織的,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他的意思是,律法沒錯是必須的,但是僅有律法還是不夠的,律法和救恩存在著一個動態的關係,真正的基督徒對兩者都是要的,不能說是片面強調律法不負責救恩。當然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從世俗主義從歷史主義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話,那你只能說希伯萊主義和加爾文主義構建了美國憲政共和的重要一環,但顯然還有另外一塊,我其實就是特別強調封建自由那一塊,來自古老的日爾曼習慣法留下的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契約關係。而英國也好荷蘭也好,是他們的法治根本,離不開這一塊。沒有這一塊的話肯定沒有英國也沒有現在的美國。

提問人B:但是他們這個邏輯裡面也有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說人和神是完全不能比的,人的理性是完全不能信任的,那麼為什麼要信任長老用人的理性對律法進行的解讀呢?

劉仲敬:長老的理性其實也不完全可以信任的,加爾文宗的長老就不像是天主教的聖徒那麼神聖的,跟平信徒沒有身份上的差別,只是學問和品德要稍微淵博那麼一點,他們是由平信徒選出由平信徒監督的,這就是它共和主義的一個主要來源。所謂長老監督會麼,就是大多數平信徒對少數長老進行監督。平信徒在人數上占大多數,所以長老如果有越軌的行為大多數人應該能發現的。但是大多數人沒有經驗沒有學識,所以長老只處理一般的日常事務,他就可以牽著大多數外行的鼻子走。就好像陪審團裡面,如果是專業性質的問題,一般法官一牽鼻子,外行陪審員就跟著走了,但是事關良心的重大問題上,普通人的良心往往能戰勝法官的專業判斷。加爾文宗長老監督會也就是用這個方法來組織的。

提問人C:劉老師我以前可能看到的不對啊,就覺得基督教文明裡面它有存在這種有反應的情節,今天以色列已經建國,猶太人在以色列建國的過程當中,以色列複國主義者遭到猶太教內最保守的(哈瑞比)拉比們的批評,他們之間是有衝突的,他們不贊成在世俗社會建立以色列國家,你能談談這方面的問題麼?因為你把美國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希伯萊主義的繼承者,這個我是很震驚的一個事。第二個問題是對於具體的政治家來說,像您剛才所說的威爾遜,他們對於道德的這個高揚和信服的話,站在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美國的這種外交更多的是一種實用主義,至於他們這種道德的這一面,你為什麼會相信他所說的,如果他是為了民主為了共和為了正義,我是不相信他們的,您為何會相信他們這些政治家所說的?

劉仲敬:以色列的情況是另外一回事情,以色列的建國不是猶太保守派的立場,保守派的立場世俗國家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包括以色列國。而建立以色列國的維斯曼這些人實際上都是從世俗的角度上建國的。從英國那買土地建立一個世俗的政權。他們的世俗政權是西方的共和政體,所以裡面自然容忍各種宗教信仰,包括猶太教保守派的信仰。但他們建國的理論依據不是保守派猶太教的。但是歪打正著的是,美國和以色列特殊關係中間確實有一部分跟希伯來傳統有關係,但這並不在以色列猶太人這一邊,也不在美國猶太人這一邊,而是在美國的原教旨主義裡面,他們認為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這件事情是寫在聖經中的預言中的。所以這件事情本身就證明了聖經的一字一句都是完全正確的,這證明了他們的信仰。而他們的信仰也要求他們支持以色列複國。

可以說這是一個郢書燕說的現象吧,以色列不是一個宗教國家是一個世俗的共和國,但是他們根據《聖經》裡的預言按照他們的方法解讀,認為這就是聖經預言的證明,所以我們必須保住這個新以色列,當做我們的夥伴來支持。而實際上,美國的以色利人也好,美國的猶太人也好,基本上都是美國民主黨支持的,民主黨跟以色列世俗政權的關係一向是更密切些的,大部分猶太人的錢和選票都在支持民主黨。但是原教旨主義者在美國大多是共和黨人,他們的選票是支持共和黨的。所以這就出現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民主黨出於現實政治的理由支持以色列,他們跟以色列是老關係老朋友了,於是經常交換金錢和人力。另一方面共和黨卻出於信仰的緣故無條件的等於是慷慨的國際主義的利他的支持以色列。這種現象只能解釋為是宗教對現實政治的一種影響。

站在以色列角度來看,這等於是天上掉下來的一塊麵包,站在美國原教旨主義的角度這是個無條件的奉獻,完全是為了使神喜悅,為了證明我們對神的解讀是正確的,雖然實際上我們完全是倒賠的,我們喜歡以色列但以色列不喜歡我們,我們要支持猶太人而猶太人樣樣都支持民主黨跟我們作對,我們等於在支持現實中我們的敵人,但是我們還是要支援,因為信仰比現實政治要重要。所以這等於是一種冤大頭的政治,如果你不相信他們的宗教的話,那你就完全會覺得他們冤大頭了。如果相信他們的宗教的話,那當然宗教比政治要重要得多,這個當然沒問題,冤大頭也得當(笑)。

至於賴斯他們的正義,我想美國與其說是在支持民主,不如說是在支持他們的那種美國例外論的信仰。民主這個詞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美國在這一點上的解釋是相當靈活的。但他們有一個基本的看法就是,「美國人的道德最高,美國人的幸福不是偶然的,不是地理位置優越性什麼的暫時占了便宜,而確確實實就是因為美國人就是比其他地方的人要好,我們所得到的幸福,之所以得天獨厚,這是我們應得的」。這是一個普遍具有的觀點。而至於我們要幫你,當然可以,首先就是要讓你們道德高起來,道德高起來的行動不一定就是要建立一個世俗的共和政體,在有些情況下可能在更多情況下體現於半世俗半宗教的傳道事業吧,倒不一定是政治性的。但政治上肯定是有偏好的,僅僅因為蔣介石皈依基督教這件事情,對國民黨的外交就幫了不少忙,這一點肯定也是存在的。

但是要說美國人真的有推進民主這件事的動機,我覺得是個錯誤的解讀,不如說是他們對自己信仰和自由,照他們自己的標準排出來的來說,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自由是不可分的,這是華盛頓總統說的。既然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自由是不可分的,他們當然對這一點有一定的偏好性,就有一個價值鏈,比較接近於美國價值觀的,它多多少少會更關注更關心更喜歡一些。但是這種喜歡不能僅僅解釋為喜歡民主,因為自由和民主,或者說民主和共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美新署或者說是美國國務院的對外宣傳部門很可能說是我們是要宣傳民主的,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抵制敵對國家的宣傳,比如蘇聯或者其他敵對勢力做不利的反美宣傳的時候,美國人很可能會拿出民主這些詞抬出來用,但是說這些話的人一般來說都是美國國內的中左派,世俗派的勢力,這些人在美國國內政界的勢力不算很大,談不上是有決定意義方面的事。

提問人D: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您之前一直在稱讚或者說同時稱讚了封建主義遺產和新教共和的遺產,但是從您剛才講的這些東西裡面我們完全沒看出這兩者之間存在多麼大的衝突,那麼這兩種完全衝突的思想資源是怎麼樣能夠在美國和英國的這種傳統當中和諧共存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這些學國際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國的外交基本上可以用三種傳統來解讀,一種傳統是當然您所說的自由主義的傳統,從威爾遜甚至可以推到更早的很多國父啦,還有就是說到也同樣的存在現實主義傳統,從漢密爾頓開始,當然也包括功利主義的傳統,這三者他們是相互交織的,為什麼您主要強調自由主義傳統這一支,而相對而言認為其他的兩者不夠重要?

劉仲敬:衝突肯定是有的,最極端的衝突最明顯的就表現在英國內戰上面,查理國王或者說托利黨那一系明顯就是把封建自由看的比希伯來共和主義要重要些;克倫威爾那一系尤其是比較極端的第五王國派這些就是只要共和國,絕對不要君主的。在當時的英國應該說不像現在的英國給人留下的印象什麼穩健啦喜歡妥協啦,而是一個相當極端好戰的種族,凡事都極端,像把理論推到極端去,共和主義也是極端的,王權也是極端的。麥考萊評價當時英國的托利党的政論家,就說他們“你要是只看他們的文字的話,就會相信他們和土耳其人其實沒啥區別的,他們最熱愛的政體就是土耳其蘇丹那種絕對的君主政體,絕對的東方專制主義政體,國王對所有的國民都可以予取予奪,想怎麼搞都隨意”,但是實際上他們不是那種人,如果國王真的整到他們頭上,就像詹姆斯國王迫害主教那樣,這些國教徒和騎士党也會造反的,因為他們畢竟還是英國人,受英國政治習慣薰陶,是忍受不了專制君主的,他們要的是那種封建自由的君主,雖然反對共和國但是絕對不能容忍專制君主。

要說他們最後是怎麼妥協的,應該說這是個謎,儘管這個謎所有歷史事實都是很清楚的,就發生在復辟王國到光榮革命的那段時間內,任何意見具體的史實都可以考證清楚的,但是你要說為什麼他們會輝格黨為什麼會放棄共和主義的原則,而托利黨為什麼會放棄極端君主制的原則,要找出絕對解釋那是不可能的。比較可信的解釋就是,這是現實政治的需要,因為詹姆斯國王採取了導向天主教的政策,把兩方面都得罪了,結果兩方面團結起來把他趕走,這是一個很具體很現實的政治,甚至說還帶一點卑鄙和賣國色彩的行動,他們全體都做了帶路黨(笑),把本來不是十分願意來的荷蘭侵略者的軍隊,那不是一支小軍隊,荷蘭人有四萬大軍,英國全部的國防軍海陸軍加起來也只有兩萬多人。這就像中國人從美國請來四百萬大軍,而且請美國總統來管制中國一樣。而且最重要的是,荷蘭議會和很多地方還很不願意來,做了許多說服工作,許給他們很多錢,人家還很不情願,勉為其難的過來拯救你們。真正發生的過程就是這個樣子。你要對這個過程作出什麼有說服力的解釋,真很難。把事實弄清楚很容易,你要說他們的心態為什麼變得這麼快,那確實是很難解釋的。

至於美國的情況比較例外,因為美國它的封建傳統比較少,真正能夠維持封建自由的傳統是普通法的傳統。普通法的傳統通過司法審查,一直保留在美國憲法的基礎裡面。但因為美國沒有國王和貴族,所以這些傳統不太招人討厭,美國的新教徒雖然也是新教徒,但並不覺得他們有必要跟普通法為敵,相反他們覺得這是他們值得自豪的東西,是可以保衛他們自由的東西。所以在美國這些東西衝突不明顯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新教共和主義一開始就是占主流地位的,普通法所體現的封建自由只起了一個輔助性的作用,不存在復辟王政或是復辟封建制度的問題,所以衝突就起不來了,這一點倒是比較好解釋的。

至於美國外交傳統他們的深度是不一樣的,現實主義傳統是一個客卿的傳統,基本上是從德國和歐洲學來的,學習外交的一些學者搞出來的,學者和職業官僚才有這些意見。但是因為美國政治體制的緣故,地方性政治強於中央政治,國會政治強于官僚政治,如果在法國和西班牙這樣的大君主國,或者官僚傳統深厚的國家,你一個客卿或者學者能發揮很大的影響力。但是在美國這個影響力就微不足道了。一個完全不懂什麼外交理論的地方性政治家,像麥卡錫這樣的地方性政治家,就憑他清教徒道德的胡說八道的亂搞一陣子,比你學富五車的學者搞出來的影響要大多了。可以說等於是威爾遜主義跟清教主義道德觀念政治觀念有密切的聯繫,它的根是紮得很深的,但是現實主義的根是紮得很淺的,他們只在中央一級有勢力而已,在各州基本上沒有任何人在乎你現實主義還是其他什麼主義。而且就算是在中央一級,他們也是一幫很週邊的人士,就等於是政治家聘請的專家或顧問,顧問就是問你的時候你就說話,不問你的時候你就不說話,決策權是輪不到你的。所以外交流派雖然有很多,但是真正能夠紮根紮得很深的恰恰就只有清教主義這種。可以說違背清教主義傳統違背太厲害的,像基辛格和尼克森這種人,是很容易不得善終的,雖然技術因素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依據就是他們跟美國的傳統政治習慣不和,會發生排異反應,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他們政績差或是其他別的方面比別人特別壞。

提問人D:劉老師您好,我想請教的問題就是,在您的文章當中,希伯萊主義在國家構建當中達成一種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按照聖經舊約中的記載,它這個士師政治轉變為王權政治更多的是一種神權向王權的轉化,實際上以色列那種早期政治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現代世界當中可能最一個類似的就是伊朗的相對來說類似,那麼您所說的他這個清教共和主義的影響,按照它這個不管是英國還是美國,它最後所構建的這個現代國家是一個拒絕神權主義的,比如英國他這種對教會的控制,和教會對政治影響的這種,而美國憲法中規定美國沒有確立國教,採用政教分離的政策,那麼我想請問您如何來解釋這種按照舊約的解釋走向神權的政治,不太贊成王權政治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但是在英美這樣的現代國家卻是一種去神權的,不像這篇文章說的強調宗教對政治的影響,而更多的表達了政治對宗教精神的排除,而它排除於政治生活之外,宗教更多的是內心的一個志趣,我想請問一下您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劉仲敬:政教分離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最完善的政教分離理論就是美國國會和美國憲法,但是美國恰好就是西方國家中間宗教性格最強的國家,它跟歐洲比起來就很清楚,歐洲都是世俗人文主義較多的,而美國是虔信宗教的美國,所以我們信賴上帝,只要能祈禱,在歐洲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原教旨主義在政治上發揮了許多強烈的影響,在歐洲也是看不到的。

要說現代國家有政教分離現象這是故事的一個方面,如果我們把現代國家的定義放大一點,放大成為不僅包括政治,而且包括社會的共同體這個概念的話,那麼你就會發現,現代西方的社會是由教會建立起來的,或者說至少是使用了教會的範本而建立起來的。然後通過去神權化的方式建立起世俗國家。這就好像是你在地上先打了個地基,然後在地基上面蓋了個房子一樣。你不能應為房子的存在就否認地基的存在,也不能因為上面有樹幹就否認有樹根存在。這很明顯,社會是基督教的社會,然後基督教的社會之上,通過去神權化,建立了現在的世俗國家。

在基督教文化圈子之外,如果你僅僅移植世俗國家這個體制,就會發生很多水土不服的現象。如果你從世俗人文主義者的角度來看,那麼(17世紀)朴茨茅斯那些清教徒的狂熱性質恐怕跟伊朗伊斯蘭革命或者塔利班的狂熱性質相去無幾了。在他們那都是一樣的,通姦是犯法的,儘管按照任何世俗法律這都是私人事務,通姦是犯法的、喝醉酒是犯法的、在家裡面手淫是犯法的 — — 他們還發明了一種特殊的器具,就是安裝了這個器具之後可以有效地防止你繼續犯罪,就是說你睡著了也不會手淫(笑)。這種做法可能現在伊朗人都搞不出來了。任何現代人到那去回到朴茨茅斯去恐怕都會覺得這絕對是一個神權政治的國家,而且神權政治是專制。

但有一點我們要分清楚,基於政治的專制和基於社會風俗的專制是兩碼事。五四青年和中國近代傳統對於這兩種專制是一直分不清楚的。所謂政治上的專制,如果按照政治專制的角度來看,朴茨茅斯的共和國它不是個專制國家,它的長老不管多麼跋扈,掌握的政治權力是非常有限的,監督會和選民也好,它的司法機構獨立性是很強的,能夠有效地約束長老的濫權行動。但是社會風俗的專制是很強的,社會偏見是很強的,如果你做了不符合清教徒道德觀念的事情,那就像《紅字》那本小說所描繪的那樣,你真是活在地球上人類都不理你,就像賤民一樣(Homo sacer),即使沒有法律制裁你,你都會混不下去,只有灰溜溜的滾出去算數。那你說像法蘭西的路易十四那麼專制的國家,儘管在政治上絕對不能說國王一個人的壞話,但是風俗上你可以隨便亂來啊,通姦也好跟別人的妻子同居也好,還是你喝酒和吸毒也好,只要你不冒犯了政治上的禁忌,國王一概不管你,誰都不管,你非常自由啊。可以想像,從清教徒社會上放逐出來的那些人,如果到路易十四統治下,他會活的非常自在的。那你說哪個國家是真正自由的?我想有很多中國人都會說,路易十四那種統治反而自由一些。但這就是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的不同而已。

清教徒系列的這些文明,他們強的是政治自由,他們保持這世界上最好、維持時間最長的政治自由,但他們的社會是一點也不自由的。不要說當時是這樣,就算是現在在世俗化和政教分離行之有效兩百多年以後,他們的社會仍然是高度不自由的。如果你比如說,我假定一下,你可以去(美國)受洗,接受加入加爾文教派,或者去加入一個浸信派教會他們的社區裡面,化身為他們的社區一員,那麼我想說中國人,就說像我這樣出身的准士大夫階級看來,最大的感覺就會是,「我還以為共產黨是專制的,鬧了半天共產黨比他們自由多了」。一舉一動都要管你,哪一個禮拜天不做禮拜了,就會有穿著黑衣服很嚴肅的長老來規勸你:同志這樣不行吧。(換成在國內)我要是不去開黨委會組織的會議的話,一個學期過了也沒有哪個人會來找我(笑);假如我偷偷的在家喝酒了或者是偷了哪個教友的老婆之類的,(要說中紀委會來宣佈我跟各種女性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話,那我至少得是省委書記那個級別,一般老百姓的話也就是鬼混過去算了)但是不行,你在那邊社區裡面教友們會對你進行群起而攻之,最後你如果堅持你的錯誤拒絕去懺悔的話,最後你會走投無路,算了你只有背教了,退出你那個該死的宗教,去做你該死的無神論者算了。

你說這種算是自由還是不自由?它肯定是政治自由的,他選舉他自己的總統,自己的長老也是選舉產生的,隨時可以罷免的。法律是公正的,絕對不會有人冤枉你,你說這叫不叫自由呢?它肯定是政治自由,但是絕對是社會不自由。

提問人E:非常感謝劉老師的精彩演講,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就是說,在您的演講中我聽到一個問題可能就是說,您對於超越精神是要一種反思吧,但就你比如說看加繆他所說的那種西西弗斯的這樣一種荒誕,就包括這個,就是說這樣一種時代後現代的很多人就如同瑪律庫塞所說的這種單向度的不斷工具化和社會化的一種過程,那麼金觀濤他的話說的是這樣:“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自由,一旦人類失去了思想的興趣,自由雖然重要,但已經XX了XX的力量,而且這是對自由崇高的追求和個人貪欲無窮滿足之間也失去了明確的界限。沒有思想,求知作為終極關懷會退化為雞零狗碎的考據,如同一部不斷擴大資料的電腦,找不到方向。一個由越來越細專業構成的沒有思想的知識體,和由一個個孤立的只有欲望和實現欲望權力而沒有靈魂的人組成的社會在本質上是不夠的。當大寫的人消失時,高度的理性只有肉體欲望互相投射的幻象,現代是乞靈於人的解放,知識掙脫信仰和道德至上的牢籠,個人從社會有機體獨立出來,申訴追求真理和創造的權利,但思想的死亡也是虛無對現代人的勝利,從此一個個必定死亡的個體在孤獨的黑暗裡發問,生命的意義何在?同類的聲音即使震耳欲聾,但也無助於克服死亡的恐懼,這將是人類心靈面對的真正黑暗的時代。”所以我想請教劉老師的是,在世俗時代,這樣的一種超越精神如何建構、如何培育?建構和培育的意義又何在?謝謝。

劉仲敬:我想這種情況就如同尼采的“末人”一樣,一個純粹追求欲望和幸福的人,就會變成原子化的個人,他跟所有社團的聯繫都會變得漸漸淡漠、消失。開始時不覺得,等到所有的人都變成這個樣子了,我想任何政治共同體都無法維持。抽象的自由或者權利在一盤散沙社會中只是一句空話,最後不可避免的,散沙社會會恢復到霍布斯時代那種所有人和所有人交戰的狀態。那麼歷史就完成了一個迴圈,文明解體了,恢復到野蠻的狀態。如果把這種邏輯推到極致的話,這種狀態絕對世俗化推到極致的話,就會造成剛才所說的那種狀態,應該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現代我們所謂的現代化文明只是一種不穩定的妥協狀態,是從高度宗教化社會進行一定程度的世俗化但又沒有徹底世俗化,中間存在一個中間狀態。也就是說從野蠻到文明,從文明到衰亡的一個中間狀態。再往前走就不是更大的文明,而是徹底的衰亡了。恐怕真要把邏輯推到極致就是這樣子。如果是按照德國式宿命論的看法,那麼一切文明在走過了高峰以後,就註定要像尼采所預言的那種方式走向衰亡。但是如果按照英國式的經驗論的方法,即使以前所有文明都是這樣完蛋的,以後卻不能說是這樣,因為可能存在著無數新的因素是你無法預言的。要說宗教會一定衰落顯然不一定,就像美國的情況來看,信仰已經經過多少次衰落和多少次復興了,19世紀末期就出現所謂的第三次信仰復興,小布希年輕的時候又出現所謂第四次信仰復興。可見所謂傳統的基督教並不像有些比較粗率的人文主義或者科學流派所斷定的是必定要衰落的。它在他們以為必定衰落的情況下又會莫名其妙的復興起來。

同時歷史的變數是無窮多的,你也無法確定將來具體會出現什麼新的變化。我只能說是如果按照經驗主義的方法來看,具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的團結力,遠遠高於世俗人文主義的民族。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前者多半會戰勝後者。這就是宗教存在的一個非宗教的強大理由。朴茨茅斯新教徒如果不是信仰宗教的話,他們在最困難的時候被消滅的可能性是要大得多的。如果物質力量相等的情況下,擁有團結能力比較高的一方這是明顯占優,而宗教是促進社區團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力量。我想如果你按照純粹世俗的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來推理的話,就是僅僅因為這樣一種微小的哪怕是微小的競爭優勢,就足以使宗教要麼是維持下去要麼就是會不斷創生。而所謂的文明就是在宗教創生強大和衰弱過程中的一個不斷起伏中間存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它不是一個永遠進步的大同社會,而是幾起幾伏,隨時可能衰落隨時可能復興的一種不穩定狀態。

提問人F:我覺得您前頭說到新教對英國所做的解釋還是比較詳實的,但是時間再拉長,拉長到20世紀,那麼隨著時間拉長必定走向世俗化的一個時代,所以我覺得您的這個路徑有點問題,也就是說,小布希如果不在,整個二十世紀美國總統就他和威爾遜、卡特,威爾遜你說他這個因為清教傾向搞了個老國聯,最後美國也沒進去過啊,是吧,為什麼呢?國會(沒通過),您這又說這個美國地方主義啊,國會啊,那恰恰是地方這個國會政治讓美國沒有加入這個清教思想搞的國聯,而卡特呢您又說尼克森這種現實主義多半不得善終,現實是卡特他幹四年就下去了,而且到現在都覺得他沒怎麼,風評都不怎麼好。尼克森最後是不正常下臺的,但是人家連任的時候人家51個州的選舉團贏了49州,您又說地方政治這是清教的根在地方政治上,但是恰恰是國會的這種地方政治對清教形成的國聯這種東西並不感冒。而且美國這一百年來,卡特加上威爾遜也就十來年,中間都不(明顯),清教主義又如何解釋美國實際的外交政策?

劉仲敬:美國政治跟歐洲不同,特別是歐洲天主教國家,哪怕每個人形式上是天主教徒,但是實際上的行為往往跟世俗人文主義差不多。法國的君主跟攝政王,包括奧爾良公爵那些論行為來說實際上都已經是啟蒙思想家,或者是放蕩的人文主義者。從形式上他們要去天主教會進行必要的儀式,但這種儀式恐怕就跟中國人去黨委會或者拜孔廟差不多,是只有儀式沒有精神的。清教徒跟天主教不一樣,他們要退教是很容易的,他們的教團都是自己組織起來的,但是留在社團裡面卻是一件需要犧牲的事情。願意付出這個犧牲的人很難不是真正的信徒,否則你隨時可以走,隨時可以不捐錢、不做義務、不禮拜的,也沒有人能攔得住你。所以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不一樣,很少有偽信徒。美國立國以來真正不信宗教的可以確定的總統,除了傑弗遜和尼克森之外還真的找不出來,就算傑弗遜其實也是自然神論者,其他的總統基本上全都是虔誠的總統。威爾遜主義最主要的體現,眾所周知不是卡特而是雷根,他在尼克森失敗的地方成功了。尼克森和基辛格是美國歷史上極少有的異類,很快就恢復了政治的常態。地方性政治確實比中央政治更虔誠些,因為中央政治受外國的影響太大,因為地方性政治是美國民德的自然體現。孤立主義反對美國干預外界的理由跟主張清教主義主張干涉外界的理由其實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因為美國高人一等,所以不應該讓骯髒的外界把我們污穢了,所以那些人本來就是你教化不了的,所以犯不著利用美國的財力和兵力去浪費在他們身上。儘管他們政策相反,但是精神是非常一致的。反對威爾遜那些共和黨人特別是中西部的孤立主義共和黨人,恰好是接近原教旨主義最深的一批,在他們看來威爾遜這樣的進步主義者已經有太深的自由主義痕跡了。儘管威爾遜自己覺得自己還是非常虔誠的長老派信徒。在英國聖公會的眼裡,威爾遜已經很虔誠了,但是在美國鄉巴佬清教徒眼裡面,威爾遜已經太不虔誠了。如果按照虔誠的順序來判斷的話,那肯定是美國聖經地帶的鄉巴佬最虔誠的,美國總統已經是不太虔誠的,英國聖公會是相當世俗的,而歐洲人差不多是很接近人文主義者了,甚至是接近於無神論者了。如果按照虔誠來排列的話就是這樣。宗教沒有一個從興起到衰落的一個固定時間表,不會是說世俗化一開啟就直線向前走,實際上恰好相反,世俗化和宗教復興是波浪式的一起一伏的,世俗化過一段時間,然後宗教復興浪頭又重新起來,然後又有世俗化,然後再有復興……從現在看,不存在馬克思或者說穆勒說私有制那種固定的歷史發展趨勢,宗教一定會上升或一定會下降,就拿美國來說的話,宗教復興已經來過四次了,就世俗化運動也不知來過多少次了,但是你要說哪一方面註定能占上風,聖經是一定要失敗的?達爾文進化論一定會勝利?或者說恰好相反,美國就是基督教國家,世俗主義被驅逐出境?現在是言之過早的,應該說一切都有可能吧,沒有什麼固定的趨勢可言。

主持人:再讓我利用這最後時間問下,你剛才講這個希伯萊主義和新教,但是對於完全異質的像我們中華文明這種完全不具有這樣一種背景的,我們怎樣才能再造共和?

劉仲敬:這是很難的事情,我覺得中國人會採取的辦法是最簡單的辦法,就像是儒家對漢武帝採取的辦法,本來按照春秋時代儒家的做法,應該實行周政的,就是說名義上的周天子,實行一種類似君主立憲的統治。而各諸侯各自為政。但這種體制他們恢復不了,那麼他們就讓皇帝假裝相信儒家,這叫來一個以經XXXX,就是說骨子裡面還是秦政的郡縣制帝國吏治國家,但是外表上看這些人都受過儒學的教育,就說儒學復興了,我覺得中國人最可能採取的做法就是最省勁兒的做法,儘管骨子裡面一切依舊,但是外表上我們說我們已經是共和主義了,然後重新解釋一下共和主義,證明一下我們現在就已經是共和主義了。這種辦法非常簡單,只需要用筆桿子就可以做到,不用付出任何具體的代價。當然這樣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但是我覺得根據中國人的政治德性來看,這是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大家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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