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撒手不管以後,上海自由港岌岌可危。1928年,蔣介石-宋子文聯盟勉強收拾了「清黨」以來的亂局。南京國民政府一旦成立,就公開履行了「打倒列強」的承諾。1929年,永遠精力旺盛的工部局總董Stirling Fessenden(1875–1943,美國人,1903年來上海任律師,1920年入選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1923–1929年任工部局總董,1927年四一二時和法租界達成秘密協議,默許杜月笙手下從法租界通過公共租界進攻閘北共產黨工人武裝。1929年轉任工部局總裁(最高行政首腦)。租界在他手中始終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1943年9月20日死於上海的外僑集中營)前往華盛頓求援。埃德加·胡佛總統基於孤立主義的原則,只願意提供道義上的援助。1932年,Report of the Hon.Richard Feetham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①姍姍來遲。從憲法的角度看,費唐法官的智慧和洞見較之費城的漢密爾頓和麥迪遜不遑多讓。納稅人會議如果在開埠之日就有這樣的遠見,四分之三世紀的積累足夠將遠東各口岸及其輻射區造就成太平洋西岸的十三州了。如今形單影隻的上海陷入三種革命勢力的夾縫之中,任何憲制的培育條件都不會比十字路口的雞蛋孵化條件更好。
革命首先是金錢的問題,自由港的財富超過了遠東其他地區的總和。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結合,極大地刺激了革命政府的胃口。《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前身為《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創辦於1850年,1951年停刊)刊登了一副漫畫,把蔣介石的朋友們描繪成肥胖的癟三。他們看到黃金的雲朵從上海的天空飄過,一個個恨不得飛到天上,抱住雲朵擠出金元寶的雨點來。革命翻譯成癟三的語言,也就是屌絲逆襲的意思。鹿鼎公韋小寶的五字真言「搶錢搶女人」,比許多偉大理論更能概括革命者的隱秘動機。黑社會作為無產階級真實、而非理論的體現,自然會比資產階級更積極,等他們最後發現革命其實也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收割底層資源的另一種形式,已經為時太晚。
儒家社會跟基督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相遇時,後兩者都會習慣於吸收前者的棄嬰棄兒和老弱病殘。飢荒和動亂時代,此消彼長的趨勢格外明顯。儒家社會認為改朝換代天經地義地等價於人口滅絕和社區替代,本身就是組織薄弱的證據。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社會出現類似的人口滅絕,有史以來總共只有羅馬滅亡、蒙古入侵和黑死病這幾次。儒家士大夫的性格和能力比較接近希臘羅馬哲學家,後者的佼佼者莫過於朱利安皇帝(Flavius Claudius Iulianus Augustus,331–363,羅馬帝國最後一位多神信仰的皇帝)。他看到當時世界上最精緻的文明,在社會組織能力更強的對手面前節節敗退。內心的悲涼和絕望,只有Dominique Venner(1935–2013,法國歷史學家,2013年5月21日在巴黎聖母院教堂的主祭台旁自殺,死前在博客上發文批評同性婚姻法案的通過,表示「需要以一個新的壯舉來喚醒夢遊者」)、王國維和葉德輝之流才能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