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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史.第二章.湘楚浪漫(2)灿烂湘楚

发表于 2017-1-18 22:23:15 来自手机 | 4620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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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楚——三苗之祖地,楚之美利坚

    北苗之楚,既古又新;湖湘之苗,且古且新。北苗楚文化,拥上古高庙三苗的丰厚积累,又得益于西亚-中亚的新文明滋养,成一推陈出新的新南方三苗文明。而作为沅湘高庙的源头、三苗众邦祖地的湖湘,不仅享有南国三苗的古老丰饶,又是新三苗楚文明浇灌开发的处女地。新旧文明的碰撞,早晚文明的交织,一幅异常浪漫瑰丽的文明图卷展开在东亚大地。
  湖湘之于荆楚,如美利坚诸新世界之于英格兰。湖湘隔长江洞庭湖与北苗楚文化的中心江汉地区相望,如英伦隔海之目北美澳新。湖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金、铜、锡,又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它还是许多珍奇奢侈品—琉璃、犀皮、象齿等的产地。所以湖湘三苗祖地早就是楚人极其向往和梦寐以求的宝地,进军江南、化行众苗是北苗先进所必行。但春秋以前,由于楚国自身力量太小,对于湖湘这块宝地,还只能望江兴叹。随着它力量的日渐强大,楚人开始经营着它的事业,不断地向四周扩张与殖拓,湖湘三苗祖地即是楚国向南殖拓的第一个目标。

  自两周之际楚人开始进入湖湘以来,楚人即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巩固其在湖湘的势力,封建的枝蔓,在湖湘生长。至战国早中之交,随着楚人对湖湘全面殖拓的完成,楚国在湖湘建立的丰富多样的封建殖拓组织,取代了湖湘南苗土著原来单纯部落-方国组织状态,湖湘文明迎来第一次春夏。
(一)交通线军事据点
  春秋时期,楚人的军事势力刚刚进人湖湘,势力很弱小,楚人布军队主要分布在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交通要道上,楚人就在这些交通要道上设置军事据点,建筑城池,如在湘江下游建罗子国城;在长沙、益阳、常德、澧县到郢都的交通线上建石门古城堤、澧县白公城和桃源楚王城,如同英国皇家海军控制海路、岛链、港口,为全面殖拓北美打好基础。
(二)建立移民国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在向四周扩张过程中消灭和吞并了一大批国家。对这些灭国,楚人实行不同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将他们南迁到江南湖湘地区。《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败郑,郑襄公向楚请罪说:“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江南”是泛指楚邹都和长江以南地区,当然包括了湖湘。从郑襄公的话可以看出,将江北中原地区所灭国遗民大批迁到新开拓的湖湘地区,是楚国的习惯做法,其中罗子国、糜子国城堪称凡例,一如英伦澳洲迁囚,终成澳大利亚其盎格鲁大洋洲之雄邦。
(三)设封君、建封地
  设置封君,建立封地,委派大批同姓或异姓贵族前往湖湘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开拓湖湘的另一个措施。文献对湖湘地区封君的情况基本上没有提及。不过,据地方志记载,战国时期楚大夫靳尚曾受封于宁乡靳江一带。宁乡之靳江,传说即因靳尚封此而得名,这些如设爱德华王子领地于北美,成加拿大之懿德。
(四)建郡县
  楚人在湖湘还试验建立了北方华夏支那化的产物——郡县制。这是湖湘第一次被纳入支那式垂直管理,似乎预示着湖湘与帝国千年斗争的命运。但是,楚毕竟还是封建自由的守护者,在湖湘设置的郡县也只是早期军事殖拓的影子,至于文献记载亦简略不详,使我们无法窥其全貌。《战国策·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隆之塞、旬莽阳。”,苏秦说楚王事在楚威王七年(前333年)。《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元年,河北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秦孝公元年是楚宣王九年(前361)。从这些材料看,仅可知楚在战国中期偏早的时候设置了黔中郡,正如英王总督训政香港诸地,封建德性定点释放。



湘土富饶

(一)食货
湘土富饶天赐,战国时期,湖湘已成为南方重要的产粮区和物资供给基地,《史记·越世家》记载:楚怀王时,齐使者游说越王,称南楚即湖湘境内的“雠、庞、长沙,楚之粟也”。 《楚辞·大招》云:“五谷六仞,设菰粱只。”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五谷”为稻、稷、麦、豆、麻。七尺曰仞,“六仞”言积谷之多。又《楚辞·招魂》“稻粢穱麦,挐黄粱些。”“稻”即“秔”(今粳米);集,即稷(今小米); 穱,择也; 挐,糅也。可见,当时的屈原流放地湖湘,粮食生产除种粟之外,还广泛种植稻米、麦子、豆类等,品种已相当多,水旱作物均有。      《九章·橘颂》对“南国”的柑橘有如下描述:“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层枝剡棘,圆果传兮;青黄杂揉,文章烂兮。”屈原所说的“南国”即为楚国南疆,即今湖湘地区。显然,在屈原浪迹洞庭和沅湘之时,常常见到一树树绿叶黄果的柑橘,留下了深刻印象。《山海经·中山经》载:“洞庭之山……其木多柤梨橘柚”。这里说的“洞庭之山”即君山,盛产梨、橘、柚等果木。《吕氏北史春秋·孝行览·本味》亦载:“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江浦”即长江沿岸;古云梦系泛指长江以南荆江、洪泽和洞庭湖地区,这都说明早在战国时代洞庭湖地区所产的橘、柚、梨等水果,已遐迩闻名。其实,湖湘所产柑橘、梨、柚并不局限于洞庭湖地区,洞庭以南更多,味道也更好,至今仍然如此。

《吕氏北史春秋·孝行览·本味》还载:“鱼之美者,洞庭之鱄,东海之鲡。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缚”即鲫鱼,“朱鳖”即大鲵,俗称娃娃鱼。醴水,据汉高诱注,“环九疑之山”。至今洞庭湖仍盛产鲫鱼,湘西、湘南的河谷溪涧中仍多娃娃鱼,而湖湘的这些水产品,也是早在战国时期已闻名东亚。
《招魂》又云:“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健,臑若芳些。”、“腼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粔籹蜜饵,有餦餭些。”据王逸、洪兴祖注:“大苦”,鼓也;“辛”,椒姜也;甘,怡蜜也;羔,羊子也; 柘,诸蔗也;鸿,鸿雁也; 鸧,鹤也; 蠵,大龟也;怅惶,蜜饵也;。这些是用来祭祀亡灵的,当然也是当时日常食用品。其中有牛、羊等畜产品,有鸡、野鸭等禽,有鹄(天鹅)、鸿(雁)等猎物,有鳖、龟等水产,还有甘蔗、蜂蜜、椒、姜等农副经济作物。这说明,湘楚的农业及相关的副业、渔业、畜牧和饲养业,兴旺繁庶,各类物产天赐丰饶。

(二)青铜
自北史西周末和春秋初开始,湖湘地区土著民族的青铜冶炼和青铜器铸制技术,已在北史商和西周时代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并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湘土居中亚-鄂尔多斯-代-洛—洞鄱路线与中亚-印度-藏缅-滇黔湘粤陆地走廊之十字路口,特别是越式、濮式、楚式、北式的青铜文化交融汇通,并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冶金铸造文化。
在古越文化分布集中的湘、资流域,特别是湘中和湘南地区,发掘了大批北史春秋战国时代的越式墓葬。这些墓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大量的青铜器做随葬品,而很少有陶器出土。随葬的青铜器物,包括容器、兵器和各种生产工具,而其中又以兵器居多,特别是一次性使用的箭链数量不少。从造型、纹饰看,这些青铜器多具有鲜明的越文化特色。如竖耳、足外撇、以云雷纹为主纹的“越式鼎”,扁圆、环纽、敛口、外折沿、饰雷纹的“越式篡”,扁茎无格剑即“越式剑”,以及“越王矛”等等。既不同于北地器物,也与楚人青铜器有别。这说明,自楚人殖拓湖湘前后,湖湘地区的三苗的青铜冶铸技术在广泛吸收越文化基础上已独立发展起来,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已相当广泛普及,并已具有鲜明的南苗特色,自成体系。  除广泛吸收越人青铜文化外,在沅水流域和湘西地区,吸收了滇黔百濮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也获得了发展。如,在今湘西龙山、沪溪等少数民族地区发现有船、鱼、蛇和奇形图记的北史春秋战国时代锌于多种,其图案多以溪边习见物作为装饰内容;保靖等地还出土奇形几何镂空纹铜刀柄和铜壶残片,也很有特色。又如,湘西辰溪、淑浦发现两件战国时代青铜短剑,很具地方特色。其中一件出土于辰溪米家滩,剑的形体较短,首和身部已残,与身接近处为一宽格,身嵌入格槽内,中部有一扁棱,上有两个小圆穿孔,柄、格两面铸有云纹、雷纹和水波状纹;另一件,出土于淑浦马田坪,形体与前件相同,唯柄部保存完整,束腰形,纹饰一面为云雷纹与水波纹、镂孔状的圆圈纹,一面为米字状纹与菱格纹。这类剑保靖也有发现。其形制与贵州赫章县可乐出土的铜剑大体相同。湘西地区的这类青铜器,明显吸收了西南滇黔青铜文化。
    楚人大批殖拓湖湘,带来了自中亚-中原路线输入的冶铜和铸造青铜器的技术,更促进了湖湘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并且使湖湘地区成为楚重要的铜矿采炼和铜器铸造的基地。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北史春秋战国时楚国主要的铜矿采炼地,除湖北的大冶县铜绿山外,就应首推湖湘麻阳九曲湾铜矿了。该矿位于湘西辰溪、麻阳两县交界外,南靠玩水支流辰水(又名锦河)。目前已发现古矿井14处,据调查,开采面积约达3. 2351万平方米,共采矿石17. 5365万吨。按古采场边界品位计算,含铜为2-12.8%,平均品位为4.86%,矿石共含铜金属8525吨。对2202号古矿井进行了清理,发现的文化遗物有铁锤、木褪、木桶、铲、木锹、木舀瓢,以及竹筐、竹参箕、陶罐等。从出土文化遗物分析,属战国时期,其开采年代的上限也可能为北史春秋时期。此外,在平江县瓮江遗址的灰坑中,发现大量铜器残片、铜熔块和铁斧等,很可能是北史春秋战国之际楚人的一处青铜冶炼场所。据方志记载,长沙县的铜官山,也是楚国采铜铸铜的地方。

  湖湘各地近几十年来所发掘的数以千计的北史春秋战国时的楚人墓葬,均出土有大批青铜器物。其中,有制作较精致的两色剑、矛、斧、带勾、素镜、羽状纹地四山纹镜等。长沙市浏城桥1号楚墓,出土的长达3. 1米的木柄铜戟、长2. 8米的藤柄铜矛和“积竹”柄的戈、戟,这些保存完整,用于车战的长兵器,是楚文物考古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而楚人铜器制造工艺的发展水平,最突出的表现在铜镜的铸造方面。
      北史春秋战国时代,铜镜铸造工艺获得很大的发展,战国时南方的铸镜工艺,其中又以长沙最盛,出土的铜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花纹美。据20世纪70年代末统计,长沙楚墓出土铜镜总数已超过470面。1952年至1957年长沙地区发掘的1056座楚墓,共出土铜镜266面,约1/4的湘楚墓葬都出有铜镜。长沙楚镜,最早的属北史春秋后期,主要为一种较小的素镜。到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晚期,素镜减少,纹样装饰多样化,形成长沙楚镜的主流—羽状纹地四山纹镜。后来四山纹镜由简单渐趋复杂,增加了叶形、竹叶形、花瓣形等图案装饰,连弧纹、方连纹、长尾兽纹也相继出现,最后出现龙凤纹。至今已发现以不同花纹装饰的长沙楚镜达40多种。这些纹饰的结构布局主要用四分法或二方连续法,非常规整精美。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楚国的铸镜工艺比当时其他列国发达得多,而长沙所出铜镜,无论数量或者质量又均超过楚国其他地区。湖湘境内,除长沙外,常德、桃源、益阳、衡阳、郴州,以及湘西古丈等地,都有战国湘楚铜镜出土,与长沙的风格大体一致,数量也不少。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湖湘铸制铜镜的工艺相当发达,特别是长沙很可能为当时东亚青铜镜生产最发达的地区。

(三)黑铁
    考古材料证明,东亚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时代,约为北史春秋后期,即公元前六七世纪,而最早的人工冶铁、铸铁和使用铁器的地区,很可能是在当时的南方三苗地区。
  湖湘最早的铁器,主要出土于长沙楚墓,时代属北史春秋晚期。据20世纪80年代初统计,长沙地区发现的北史春秋晚期铁器已达20件以上,分别出土于17座早期楚墓。计有铁凹口锄4件,铁削和刮刀6件,铁鼎3件,铁剑和钢剑3件,环形器1件,铁码子1件,残铁器2件等。其中,1951年于长沙识字岭314号北史春秋晚期楚墓填土中,出土铁凹字形锄1件,是东亚至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铁锄;1976年于长沙火车站工地杨家山65号北史春秋晚期楚墓中出的钢剑,是目前东亚发现的最早的一把钢剑;长沙窑岭巧号和杨家山65号北史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铁鼎,则为东亚目前所发现的最早铸铁件。
  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一般认为东亚冶炼渗炭钢最初出现于战国中晚期。长沙杨家山65号墓钢剑的出土,把碳钢出现的时间上推到了北史春秋晚期,即提前了两三百年。而长沙窑岭巧号墓铁鼎的出土,把东亚铸铁的发明时间也大大提前了,比欧洲普遍使用铸铁的时代要早2100多年。这都是东亚冶金史考古上的重大发现。除长沙地区外,北史春秋晚期的铁器,在湖湘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1958年于常德德山12号楚墓中出土铁刮刀1件,时代属北史春秋晚期;1986年于溆浦县马田坪一座北史春秋晚期墓中,出土铜首铁剑1件。战国时期墓出土的铁器数量大大增加,并且出土地点的分布范围也更加广泛,说明铁器的冶炼铸制和使用日趋得到推广。

    楚人殖拓湖湘后,湘楚时代的愈发成熟,也促进了湖湘冶铁业和铁器制造业的形成和发展。从考古资料看,东亚最早的1件铁凹口锄出土于长沙。东亚第一把钢剑和最早的铸铁件也出土于长沙,而北史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铁器在湖湘出土数量之多,也是东亚少有的。这说明湘楚时期的湖湘冶铁和铁器制造业在东亚应是居于领先地位。长沙杨家山65号楚墓的钢剑,出土时表面已氧化,剑首已残,茎作圆柱形,铜格含于剑身,侧面作棱形,剑身中脊隆起,锋刃近端渐窄,通长38. 4厘米。经金相鉴定,此剑为含有球状碳化物的碳钢,含碳0.5%左右,是经过反复锻打、高温淬火制成的。同墓出土的铁鼎,是一件用生铁铸造的鼎,残高6.9厘米,金相鉴定为莱氏体白口铁组织。窑岭巧号的铁鼎,残高21厘米,重3250克,金相鉴定为亚晶铸铁,含碳量4.3%。到北史战国早期,湖湘出现了展性铸铁。如长沙左家塘44号和砂子塘5号楚墓出土的铁口锄,原藏于白膏泥中,几乎没有生锈,至今铸锋犹在,经金相鉴定属于以珠光体和铁素体为茎体的展性铸铁。所谓展性铸铁是将白口铁经淬火处理,使其中的碳转化为石墨,而基体转变为钢组织,既消除了白口铁的脆性,又比灰口铁强度高,且比钢更经济,易于铸制。这类铁口锄在湖湘特别是长沙楚墓中出土的相当多,并且多数不是有意的随葬品而是出土于填土层中,是有意或无意丢弃的。这些考古材料进一步说明,湘楚时期的湖湘已掌握相当高的冶铁和铸制铁器的技术,拥有在东亚居领先地位的冶铁业。

(四)漆木
    东亚漆器生产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漆器出土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湖湘在北史春秋晚期的楚墓中开始出土漆器,在湘楚时期更有大量漆器出土,反映当时湖湘的漆木器生产繁荣。
  湖湘出土的北史春秋战国时代漆木器,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在长沙。据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209座楚墓统计,共出土漆器28件。其中主要有羽筋和漆盒,还有一件狩猎纹漆盒。此外,还有漆的弓、木矢服和漆鞘等。1971年清理的长沙浏城桥1号楚墓,是一座较大而完整的楚墓,随葬器物共262件,而其中漆木器有60余件,如漆几、漆木案、镇墓兽、漆绘木鹿、漆棒、木梳、木器盖,以及1}漆的车马器车伞盖、车辕和兵器箭杆、藤柄、积竹柄、漆剑犊,等等。1980年清理的长沙市五里牌战国木停墓,出土的漆木器共巧件,其中有剑鞘、木琴、漆仓盒、羽筋、漆虎子、木俑、漆危、木梳、蓖、木器座和木架座。


从长沙湘楚时代出土的漆器看,品种很多,应用已十分广泛,制作也相当讲究。花纹精美,胎质较轻薄,往往还增加了金属制的耳、钮、足。主要是木胎,有少数为竹胎、皮胎,还有夹宁胎。木胎大多用整木雕成器形,也有用薄板胎卷成圆筒形再与底板斗合的较轻巧的器物。裸漆一般是黑地绘花。常见的色彩有朱、黄、金、白等色,对比强烈。纹饰以龙、凤、云纹、几何纹为主,也有花瓣、菱形纹等。狩猎纹漆仓上的狩猎纹,画得特别生动逼真,反映了战国时期湖湘长沙地区的漆器工艺水平是相当高的。长沙杨家湾所出土的羽筋上有圆形戳印,沙湖桥19号墓出土的一件羽筋底部有漆书“某里某”,可能是规模较大的私营作坊的产品。




(五)琉璃
琉璃,即原始玻璃。湖湘楚墓出有大量琉璃器,其中又以长沙楚墓出土最多。据初步统计,长沙地区清理的楚墓中有110多座出有琉璃器。以其中80余座楚墓计,出琉璃璧80余件,缓1件,环2件;另30余座出琉璃珠、管130余颗,琉璃剑洱2件,琉璃剑首3件,琉璃印1颗。璧的数量最多,颜色有乳白、米黄、浅绿、深绿等色,半透明,饰谷粒纹,有的反面有方格纹,还有的内缘或外缘有弦纹。
琉璃璧在楚国的其他地区很少出土,当时楚国以外的列国几乎未见出土。所出的琉璃剑饰饵、首等,制作都很精致,除长沙外,其他地方极为少见。琉璃印也只见长沙出土,其他地方至今尚未发现。琉璃珠,大部分有蓝白色圆圈纹,即所谓“蜻蜓眼式”花纹,东亚其他地方的战国墓所出琉璃珠多属这一类。经化验,长沙楚墓出土的琉璃器物,含铅钡甚多,属铅钡玻璃,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这说明这些琉璃都是东亚自己制造的,而长沙很可能是当时东亚制造琉璃的主要地区之一。至于长沙地区的琉璃制造业为什么如此发达,据考古学界分析,可能同长沙地区不产玉有关。由于玉璧、环是当时盛行的礼器,剑又多以玉饰最名贵,长沙地区不产玉,一般人就不易得到玉,所以致力于琉璃的制造,结果青出于蓝。

在湖湘其他地方,也出土有战国时代琉璃器,但不及长沙集中,如:汨罗县汨罗山东周墓,出有琉璃璧2件,琉璃珠2件。璧为米黄色,半透明,饰谷纹,正面光滑,反面粗糙。珠为深褐色,中有一穿孔,上以点线纹相间,内饰蓝白两色相间的“蜻蜓眼”式图案花纹。临澧县九里楚墓,出有琉璃璧1件,琉璃珠8颗。璧为米黄色,有光泽,饰卷云纹。珠均为扁圆或长圆形,中穿一孔。资兴县发掘的80余座战国墓,共出土琉璃器22件,计琉璃璧19件,琉璃珠3件。璧为半透明体,乳白色居多,次为米黄色,表面光滑,有卷云纹、凸弦纹等不同纹饰,背面平坦,但粗糙;珠为深蓝色和翠绿色,扁圆体,中有小孔,纹饰皆为蓝白两色相间的蜻蜓眼式图案。辰溪县米家滩战国墓,出土琉璃器共6件,其中璧1件,珠5颗。璧为乳白色,一面有乳钉,一面无纹饰;珠蓝色透明,椭圆形,穿孔,上饰“蜻蜓眼”式图案和一些白点装饰。此外,湘潭、湘乡、衡阳、零陵等地的战国楚墓也都有琉璃器出土。

(六)丝织
  东亚的丝织业在战国时期已相当发达。从考古材料看,湖湘当时应是丝织品的主要产地之一,特别是长沙地区。1949年前长沙即出土有战国时代的“缯书”和“帛画”,说明当时丝织品不仅用于服饰方面,而且还用丝织品来写字和绘画,使用相当广泛。
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沙战国墓出土的丝织物有绢、纱、锦和编织的丝带。织锦大多是熟褐色地起红色和仿金色花纹,花纹中以对风纹、对龙纹、方连纹、几何纹为主。几何纹中有三角、菱形、多角形以及龟背形等多种图案。浏城桥1号墓,出土一些丝织品残片,据观测每平方厘米有经线42根,纬线32根。左家塘44号墓中发现的包裹尸体的五种花纹织锦,为三重经组织,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为80 x 44至120x 56根。

1956年在长沙银行干校工地清理的一座战国墓出土的几件丝织品,经纺织专业人员鉴定,其制造方法有两种:一为平版组织制造法,用这种方法制成的丝织品,表面非常平整光滑,纹路匀称稠密,有一件圆形袋的丝织品,其细腻程度可与现在的丝绸媲美;另一种为斜纱制造法,其技术更为细致复杂。又据考古学界分析比较,长沙所出的战国丝织品上的图案与当地出土的战国铜镜、漆器及漆棺上的图案花纹,都是同一风格。由此可以说明,这些丝织品是长沙本地的产品,而当时湖湘特别是长沙地区的丝纺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七)商业
  在北史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国中,楚人的商业是发达的,其社会经济是一种据于封建自由的商品经济。湖湘处楚之的南疆,汇通百越百濮,至战国时期,官私贸易和各地商品买卖发展兴旺。
  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昭阳,是一个大商人,同时又任楚大司马、柱国,是如英格兰封建特许式状的存在。从楚怀王赐予的免税符节看,他的商队走陆路可带车50乘,走水路则可带船150艘,自鄂地出发可达东亚各地,其商业活动的规模相当大。据《鄂君启节》载,这支庞大的商队,由长江过洞庭,沿湘、资、沅、澧四水,从北而南通达湖湘各地,收购和贩运各种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战国时期,湖湘已完全被纳人了像鄂君这类封建自由商人的商业活动范围之内,湖湘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已有相当部分进人了商品交易市场。
商品与货币分不开。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广泛流行,是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湖湘战国楚墓中,自然出土有大批楚国货币。另外,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的兴起。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北史春秋战国时代湖湘各地有不少城市。如澧水流域的鸡叫城、城头山城、古城岗城、宋玉城、申鸣城、古城堤城、白公城等;沅水流域的索县故城、张若城、司马错城、黄楚城、五城、义陵城、黔中故城等;湘水流域有长沙城、罗子城、糜子城、鄙等。这些所谓“城”,当时大多为楚国的驻军地和控制其南疆的军事政治中心。但由于它们地处交通要道,随着楚人的迁人定居和商品交易的增多,有不少逐渐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其中,以长沙最有代表性。

      1950年以前,长沙即已出土不少精美的楚文物。到目前为止,长沙地区发掘的北史春秋战国墓约3000座,并且基本上都是楚墓。其中墓主人属大夫级的有浏城桥1号墓、仰天湖25号墓等六七座,属士一级的约数十座,其他大多数是一般居民或兵卒的小墓;年代最早为北史春秋晚期,而大多数为战国中、晚期。长沙楚墓所出土的铜器、铁器、漆木竹器、丝织品、琉璃和玉石器等,无论数量,还是工艺水平,在东亚都是居于前列的。1987年和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五一广场地下商场工地,发现古井16个,其中战国时代的有4个。战国水井中出有大量的绳纹圆底罐等取水用具和日用器残件。在五一广场附近的日用工业品大厦工地,也发现有战国水井,并且还发现一处陶器作坊遗址。遗址保存虽已不甚完整,但仍可见作坊地面有竹席痕迹,和泥池内尚存陶泥,地面有遗弃的陶豆、陶敦等残片。距今长沙市30公里的铜官,据《大清一统志》等文献记载,即为当年楚国设铜官铸制铜钱地方。这些材料说明,战国时期,长沙已是湘楚人士聚居、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市。

巫灵的瑰丽浪漫世界


    在湘楚时代,随着蓬勃的江南殖拓及北苗楚文化与湖湘南苗文化的结合,湖湘富饶的文化因子四溢绽放。高庙的虔诚魂灵,三苗的勇烈史诗,凤鸟舞于九天,山鬼魑魅淋漓,湘芷兰芳、云龙绎泽,湖湘初民的眼里满是奇迹。远古湖湘的瑰丽浪漫世界,伏于钟甬隐于裂帛,等待着湘魂知己切切弦歌声。


巫灵世界
  湘楚时期,湖湘地区的土著南苗部落万邦,大都信奉自身古老的神灵,崇拜祖先之神和自然之神。楚人南下后,又带来了北苗楚人习得的神话传说。这两种信仰、神话互相影响,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湘楚时期湖湘独具特色的信仰与神话,在诚朴笃定的湖湘初民眼里,三湘四水充满着神迹。而反映湖湘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宗教与神话的文献材料有屈原《楚辞》和20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国帛书,此外从墓葬习俗的考古中也可见一斑。
  楚辞中的《九歌》、《楚辞》、《九章》、《天问》等篇,描绘了湘楚的神话体系和信仰。特别是《九歌》一篇,更是湘人民间风俗信仰的写照,而《天问》一篇,首先由天地开辟的神话引出对整个传统神话体系的怀疑。天地开辟神话显然与楚帛书所展示的神话体系一致,属于东方神话体系。因此《天问》之作,所反映的也是湖湘地区的远古神话传说体系。王逸说:“昔楚国南郑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因为作《九歌》之曲。”因此,《九歌》以及《离骚》等篇中的民俗与神话,即为战国时期湖湘地区的民俗与神话。

      当时的湖湘三苗,普遍相信有一个与人间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天上神仙世界和阴间鬼灵世界,神鬼与人间的区别很明显,但神与鬼灵之间有时却有些混淆不清。特别是山川百物之神,是与鬼灵极相似的。如《九歌》中的山鬼,是山之精灵,名字叫山鬼,却实为山神。又如楚帛书中所绘的十二月神,与其说是神,不如是一种鬼怪,其中春季正月之神,画的就是两条交缠在一起的蛇。湘楚的这种鬼神不分的宗教观念显然是来自于远古三苗,至今湖湘苗族的语言中,还只有鬼,没有神。
    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与阴间的鬼怪、精灵,他们都对人间世界有所影响。既可以保佑世人,给人们带来福,又可以降灾难于人间,惩罚或危害人们。帛书云:“惟天作福,神则格之,惟天作妖,神则惠之。”人们通过祭神和巫术等各种手段,来沟通人与鬼神的关系。祭祀分为一般祭祀和特殊祭祀。一般的祭神活动普通人都可进行,特殊的必须由专业神职人员巫师来主持,而巫术也是由巫师来主持的。祭祀必须庄严、虔诚。“民祀不庄,帝将由己”,就会抛弃他们。祭神的场面,我们还可以从屈原《九歌》中的有关篇章看到。

  湘楚时期的湖湘居民又多相信灵魂之说。他们认为灵魂可以不死,可以脱离人的肉体,游离于他处,当人们重病或死后,往往就是这样。于是,民间产生了招魂的习俗,人们请来巫师,巫师们通过一种神秘的仪式如舞蹈、咒语、歌唱等,便可以招回走失的游魂。《楚辞》中的《大招》“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之语就是一篇巫师招魂时的咒语文字。这种招魂的习俗,直至近代仍广泛流行于湖湘民间。由于人们希望死后自己的灵魂可以升天,因此在楚人死后,他们除随葬各种生前用具和专为阴间准备的明器外,还往往随葬一种镇墓兽。这种镇墓兽主要是北来的楚人的习俗,在长沙浏城桥1号墓、临澧九里大型楚墓,以及益阳、湘乡等地的楚墓中都有发现。这是一种风鸟的化身,研究者认为它是引导人的灵魂在人死后升天的工具。此外,长沙出土的两幅楚国帛书,也以引魂升天为题材。大量考古和文献材料表明,灵魂不死和灵魂升天的信仰在当时的湖湘民间极为流行。

        湘楚之人所信奉的众神非常庞杂。我们依据《楚辞》和子弹库楚帛书等材料,可以大体将他们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然神。作为一般湖湘地区的居民,特别是南苗土著,他们主要信奉自然多神,崇拜的对象是各种自然神如日、月、星、风、云、雨、电、山、河之神。在《楚辞》中,我们可以看到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风神飞廉、雨师薄号、月御羲和、日御望舒、东皇太一、山神山鬼、水神河伯、湘君、湘夫人、湘灵,此外还有大司命和少司命,是管生命的神。其中,湘灵、湘君、湘夫人,更是地道的湘人土著主神,非他邦所有。湘楚之人认为,在天上居住着众位神仙,他们之中地位最尊者,在《楚辞》中是上皇,也即“东皇太一”,在帛书中则是“帝”,也即上帝、天帝。屈原的《九歌》各章以诸神之名标篇,首章即为“东皇太一”,记述湘人祭祀上皇之情景。王逸注云:“上皇,谓东皇太一也,太一,天之尊神。”因此,他受到最庄重丰隆的祭祀。
        第二类为英雄神,即族神、祖先神的升华。这一套神话体系应是东亚大陆各文明圈混溶共享的。如在子弹库帛书中所反映的神话体系,以伏羲和女蜗为最尊神。他们是天地万物之神,又是补天的英雄和确定岁时的神。他们生四子:青口斡、朱单、琴黄难、鬼黑斡,是为四神,与青.、赤、黄(白)、黑相配。伏羲之外,为赤帝、祝融,他们是奠定三天四极(天地四方)的神。共工氏是管日之神,他襄助其父祝融“授民以时”,而与中原神话体系中那个凶顽的共工氏完全不同。
    计言之,春秋战国时期,湖湘万邦兴盛,信仰与神话恣意汪洋,其中相当部分至今仍在湖湘民族中间流传着。


文学和艺术
      在湘楚时期,湖湘的文学艺术,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音乐、绘画、雕塑、工艺美术,都随着楚人的开拓、湖湘汇融而生机勃勃。
(一)文学
  诗歌和散文的状况,从帛书和《楚辞》可见一斑。当时,那些南下的楚人,带来了北苗楚地的文学艺术。散文已讲究用韵。如子弹库帛书中的乙篇(天象篇),除个别几句以外,通为韵文。如当、常、行、殃、伤、方,押阳部韵;溃、李,微部韵;奉、邦,东部韵;休、岁,祭部韵。帛书出土于长沙,证明长沙的楚人已掌握、熟习了这种押韵的散文。
      湖湘的诗歌文学,流传下来的极少。看来,当时文字类文学,如同湖湘的吏治管制系统,并不发达。但是自发的秩序、口头的文学却非常发达,丰饶远过诸邦。因为湖湘古老自由甄善,而中原及楚国管制给湖湘居民的束缚也弱小,这就为草野自生诗歌和讲唱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湖湘民歌的状况,我们从屈原所遇渔父所唱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灌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吾足”,可见一斑,其清丽洒脱,远非中原文学可比。
      屈赋中的许多篇章,都写作于湖湘,它们是屈原流放湖湘时根据他所见所闻的湖湘居民的神话传说、民间山歌、祭祀时的唱词加工润饰而成。因此,我们可将屈原的《楚辞》视为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地区的文学作品。从屈赋诸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湖湘的民间诗歌,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它与中原文学的风格有明显不同。如果没有湖湘地区的古老的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作基础,就产生不出东亚文学史上屈原那些伟大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二)音乐
    湖湘地区的音乐,也丰富灿烂。人们无论在婚丧嫁娶、节日喜庆、祭祀天地、招徕亡魂,还是行军打仗,都用到音乐。《九歌》中记载的楚人的乐器,以鼓为主,另有钟·馨·瑟·竿·旖·排箫等。湖湘地区的情况,也应大体如此,在湖湘各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楚国时期的乐器实物,如1979年临澄九里1号大型楚国封君墓中,就出土了彩绘虎座凤鸟鼓架、鼓座、编钟架、瑟等。长沙浏城桥1号楚墓,出土的乐器有鼓、笙、瑟。其中,笙,木雕作瓤形,10孔;瑟为长方形,器身用整木雕空,其下另嵌底板,24弦。湘乡牛形山1号楚墓出土有双虎座双凤鼓架1个。长沙五里牌3号墓出土楚琴1件,形状似筑,有10弦,琴面头端宽,尾部窄小收杀,微翘,尾下有一较,底板凿有T形槽,通长79厘米,底板长48. 8厘米。长沙杨家山6号墓出土瑟1件,有小木俑跪坐作弹奏状,又出土木雕吹奏俑数人,双手作吹奏状,亦作跪坐式。长沙子弹库m号墓出土有鼓架凤鸟碎片和圆锥形鼓棍一对,鼓身扁圆,直径56. 5厘米,腹壁弧圆,其上附有铜环纽,可以系绳悬挂,鼓身集黑漆,其上用朱黄二色绘锁链式蟠龙纹。长沙仰天湖14号墓出土小木鼓1件,直径仅14厘米,其上用金色绘云涡纹,这种鼓可以跪坐敲打。长沙五里牌406号墓出土有龙风彩绘漆盾一件,制作甚精,据研究,这是一种用于舞蹈—文献中的万舞的舞器。在怀化地区黔阳县黔城镇3座战国墓中,共出土编钟22件,形制大体相同,大小相次,其钟钮、舞、篆、镇各部均镂空,两锐下垂,无枚,素面无纹饰。这些编钟非实用乐器,只是用于随葬的明器。

      考古资料说明,湘楚时期湖湘地区的音乐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管弦音乐和打击音乐都很发达,并且出现了专业的音乐演奏者—乐师,已可演出大型舞蹈万舞。成套吹笙俑的出土说明乐师已有乐队群体,而编钟的出土说明群体合奏音乐的技巧水平都很高。民间的音乐往往与民歌是合二为一的,《楚辞》中的很大部分就是湖湘地区民间歌曲、歌词的加工。从《楚辞》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湖湘的民间音乐—民歌、祭歌、巫舞都相当繁荣发达。

(三)工艺美术和绘画
        工艺美术和绘画艺术的繁荣,是湘楚时期湖湘地区文明大发展的又一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地区的青铜器造型艺术,与商周时期相比,明显地衰落了,但竹本工艺关术却极为发达。在考古发掘中,湖湘地区出土了大量造型生动、雕刻精美的竹木工艺品,如各楚墓中出土的镇墓兽、虎座凤鸟形鼓架和木雕俑。虎座凤鸟形鼓架,在临澄九和湘乡牛形山楚墓中都有出土。鼓架以木雕凤鸟为悬挂木鼓的支架,而下面则以虎形木雕为凤鸟的支承座,凤鸟立于虎座上。各地楚墓出土的木雕镇墓兽,大致可分为兽面式和人面式两种。如湘乡牛形山1号墓出土的镇墓兽,雕刻成噬蛇状。1980年益阳羊舞岭3号墓出土一方座镇墓兽,为一长颈怪兽,头扁圆,口吐长舌,颈稍弯曲。
        湖湘各地楚墓中出土了大量雕刻木俑,木俑分为乐俑、舞俑、侍俑、炊事俑、武士俑等。这些雕刻的木俑,刀法简洁明快,形象生动。如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舞俑,用整木圆雕,修眉、杏眼、小口、细颈、束腰、长服披地,垂袖过膝,高50厘米;同墓出土的侍俑,脸形与舞俑相似,唯手足别削木片斗合,双手拱于胸前作持物状。桃源三元村1号墓出土的3件站立女俑,面目清晰,体态丰满,宽肩,细腰,上披敝衣,下着围裙,裙摆肥大,内裤掩足。头.、双手及身躯分三段雕成,然后粘合而成。衣、裙雕刻有细线褶纹。
  此外,楚墓中还有其他动物木雕出土。如益阳羊舞岭3号墓出土飞鸟木雕一件,昂首展翅的两个鸟并立于座上。长沙浏城桥1号墓出土的雕鹿,用整木圆雕,作曲身伏卧式,头部反首置于背上,头上安插鹿角。长沙五里牌邮电大楼工地3号墓出土的漆木虎子,也用整木雕成,由口向内将腹镂成口腔,虎的形象昂首甸旬,双眼圆睁,两唇张开而不露内腔;四肢丰满,臀部肥圆,尾反卷连接后脑而成把手,整体雕刻线条流畅圆浑。
      春秋时期湖湘的绘画艺术非常发达繁荣,这从出土的大批漆器和帛画等文物可以说明。彩绘漆器,主要包括饮食器具、妆奋用品、乐.器、家具、车马器、木俑、镇墓兽、葬具等等。大都以红、黑为基本色,图案装饰极重色彩对比,如红、黑相间,内红外黑,黑地朱绘、朱地黑彩等。其次是在装饰中追求华丽的色彩。漆绘画的图案以几何纹饰为主,其次是龙凤云鸟纹,此外也有少量写实的人物、走兽和其他动物图案。图案的结构因图形而异,如方形、长方形诸器,多使用二方连续式或四方连续式。二方连续式有散点状排列、叙线状排列、三角状排列、交叉式排列、折线式排列、对角式排列、对称式排列;四方连续式习见的纹样有方连纹、山字勾连纹、锁链状纹。圆形与椭圆形器物,则多适合式单独模样,以龙凤纹为主纹,其纹样结构往往在“S”纹中求变化。湖湘的漆绘艺术品,线条流畅自然,造型生动。

      湖湘地区出土的楚国帛画既多又精,驰名中外。其中,1949年2月在长沙南郊陈家大山楚墓中发现的人物龙凤帛画是迄今为止我国现存最早的帛画;1973年5月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墓的人物御龙帛画,则可以说是人物龙凤帛画的姊妹篇。另外,子弹库帛书中的十二神兽画,也是帛画的杰出作品。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 5厘米。构图与布局分为三层:上层为天空,左上为一龙,右上方为凤。凤鸟形状茎劲奋起,有飞升天国仙界之意。它与龙都为升仙登天的驾乘工具。中部偏右画一侧立妇女,为墓主形象,高髻细腰,广袖宽据,双手合掌作祈祷状。下画一弯月形物,代表大地。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图中画一男子,侧身向左立,危冠长袍,手持长剑,持疆御龙,龙奋首卷尾,似“乙”字形龙舟。龙尾立一鹤,作昂首长鸣状。龙首直下,水中有一条游动的鲤鱼。画的上端有一华盖遮于人物头顶之上,华盖有三根垂飘的丝穗。



      这两幅帛画,都表现出同样的主题,即描绘墓主人死后乘龙驾风升天的欲望,是湘楚之人引魂升天的宗教思想在绘画题材上的反映。这两幅帛画都以白描为主,个别部位也有平涂的。表现手法虽有原始绘画追求各别形象的完整,所画各物互不相掩,以及不甚讲求比例的特点,但比铜器上的刻纹和漆器上的彩绘有显著的进步。线条流畅,细部往往有传神之笔,画女子则神态娴雅,画男子则气度从容,可见画师颇具功力。至于构思橘怪,立意新奇,则是湘楚艺术的传统作风。可以说,这两幅帛画是东亚早期绘画的双璧,是湘楚艺术史上典型具有民族风格的国宝。


楚简文字和帛书文献
        楚人入湘后,不仅给湖湘带来了来自西亚-中亚的先进生产经验与技术,也给湖湘输入了来自西亚文明核心区的文字系统。从此,湖湘地区开始掌握文字系统。
    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和标志之一。春秋以前,湖湘土著民族中还无普遍使用成熟的文字系统的迹象,商、周时代都曾有少数北方中原侵略者南侵至湖湘,他们在其青铜器上铸刻过极少数文字。但这些掌握着文字的北人移民势力太小,不可能把西亚传来的文字系统在湖湘地区推广。因而在湖湘地区南苗青铜器上,都未发现有任何成熟的铭刻文字传世。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当时湖湘土著居民尚未掌握文字系统。
        楚人殖拓湖湘事业兴盛,湖湘地区始较普遍地掌握文字。湖湘各地发现的少数青铜器铭文和大批楚简及楚帛书,就是见证。20世纪以后,在湖湘出土了一些刻有短篇铭辞的青铜器。如1958年常德楚墓出土的“正易”铜鼎;1978年淑浦战国楚墓出土的“中贿王”铜鼎;1946年长沙黄泥坑楚墓出土的“王命龙节”,其上有铭文九字;“王命命传,赁(饪)一格(檐)饮之”。此外,还出土了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湘地居民印章。
      1949年以来,在长沙、临澧等地出土了大批书写有文字的竹简。如1952年长沙五里牌406号出土残断楚文字简37片;1953年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楚简43支;1954年长沙杨家湾6号出土楚简72支;1980年临澄九里1号墓出土楚简数十支,上有文字1万多个;1983年常德市德山夕阳坡2号楚墓出土竹简两枚,非常完整,上有文字54个,完整地记载了楚王给臣下士尹赏赐岁禄的诏书。大批楚简文字的出土,为人们研究楚的文字和简册制度提供了丰富资料。
      笔是文字书写的主要工具。湖湘不仅出土了大批先秦楚简文字材料,而且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毛笔,即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一支全身套在一个小竹管中的长达21厘米的毛笔。这支毛笔制作是先将笔杆的一头劈开,用上好兔箭毛制成笔毛,夹在其中,再用丝线缠紧,外面涂上漆。与笔一同出土的还有空白竹简、杀青用的铜削、盛墨用的小竹筒等书写必备的整套工具。

        如果说文字是文明的要素,那么文献则是文明的结晶。随着楚人的化形湖湘,大批楚国和中原的文献也跟着南传。因此,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帛书,是极其珍贵的先秦文献。子弹库战国帛书,也叫“增书”,上下高38. 5厘米,左右宽46. 2厘米,图文并茂,原件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中外有多种摹本刊行。全书分为甲、乙编,甲编13行,乙编8行,共有948字。据李学勤研究,“其中十二月神名,就是《尔雅·释天》中十二月月名;帛书正书三节内容是叙述一岁中灾异的趋避,祭祀的禁忌,以及历法岁时的重要性;逆书第一节是四时成因的神话”。郭沫若认为:“文字较少的一大段,说到禹和契,治平水土,步定岁时”,“文字较多的一大段则叙述着天象岁时的吉凶”。并指出,“这两大段文字是采录自己经失传的古代文书”,“抄录和作画的人,无疑是当时民间的巫现,’中外的其他学者对帛书的文字和内容,亦多有考释。

湖湘的湘楚时代,是远古三苗春天的原始丰饶,与北苗楚人殖拓带来的中亚-中原夏天成熟文明的的结晶。湘楚时代是湖湘文明季候的春夏之交——既有浪漫淋漓的巫灵青春秩序,又有来自西亚文明核心区的成熟文明的表现形式。这是湖湘古老自由与来自世界文明核心区资源,第一次碰撞结出的文明硕果。这是湖湘文明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但其独特的民族烙印却已深刻的印在了世界文明的图卷上,其文物鼎盛、离骚浪漫将如北去的湘江之水永远见证湖湘的第一次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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