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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史.第二章.湘楚浪漫(1)湘楚历程

发表于 2017-1-18 22:06:32 来自手机 | 4670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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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8 22:06:3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北苗荆楚兴起
     中亚-鄂尔多斯-代-洛—洞鄱路线与中亚-印度-藏缅-滇黔湘粤陆地走廊,输入的来自西亚文明核心区的养料,在三苗荆湘众邦抗击北方邪恶入侵中滋养强健了三苗的力量。如果说继承自三苗祖考们从沅湘高庙以来瑰丽的凤鸟巫灵宗教文化赋予了三苗各邦强健的灵魂话,那么,来自西亚-中亚的青铜技术与战车城池、军事编制、文字体系就是三苗崛起的骨骼与肌肉。
    北苗楚人据地缘入封建于北地之周,《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日裔熊,窝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日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半氏,居丹阳。”
然三苗之楚,虽称周臣,不改“南蛮”。其后的两三百年间“地不过同”,长期据于丹水、荆山一线,吸收着来自中亚传经中原的文明养料。至西周后期和春秋战国时代,楚的国力日益增强,《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乃立其长子康为句宜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新的北苗楚文化的地域范围日趋扩大,其军事、政治势力越过长江、洞庭,逐步由西而东、自北向南,据有了大江南北的广阔疆域,成为东亚南方的赫赫大国,并建立起南方三苗封建体系,峙立抗衡于北方华夏封建体系,同时汇通百越西南诸邦。
楚人化行湖湘
    北苗楚人吸收了西亚-中亚的文明养料,步于先进、脱颖而出于三苗众邦。新文明的种子,随着楚人的军事殖拓与文化感染力,传遍三苗大地,丰沛文明的养料浇灌着湖湘利亚这片热土,终于在湖湘这三苗祖地上,化古三苗为新三苗,盛开出灿烂的湘楚文明。

(一)早期殖拓
      楚人对湖湘地区的殖拓可分为两个时期。春秋时期是浸透时期,战国时期是全面殖拓的时期。大约在两周之际,楚国便开始经营南方,将其势力伸入湖湘。楚国势力进入湖湘是分东西两路。西路自郢都(今湖北江陵)一带越江南下,进人洞庭湖西部的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东路自鄂地一带沿洞庭湖东岸南下,进入岳阳地区。
      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材料推断,楚国势力最先是由西路到达湘西北地区。其时间大约是在两周之际。湘西北地区即洞庭湖西部、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这里与今松滋(古代兹方)、公安连成一体,隔江与楚郢都相望,其间不过160公里,步行也只不过三五天即能到达。湘西北地区居住的部族主要是属于三苗集团的“荆蛮”,与江北楚国的土著民族是同一族系;其次是“百濮”,其主要部分春秋前还在鄂西地区,是三苗受中亚-印度-藏缅-滇黔湘粤陆地走廊上之滇黔百濮铜鼓文化影响的结果。
      公元前822年西周宣王时,楚熊霜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询立”。楚叔堪避难于濮,应该是向南而逃,只有越江而南。叔堪南逃,说明这时楚人还没有大规模殖拓濮地,否则叔堪就不可能在濮寻求政治避难了。叔堪入濮,这是文献所记最早楚人进入濮地。这个濮地应为湘西北。叔堪逃到濮地并不代表楚人政治势力已进入此地区,但叔堪的到来应该会带来楚国的文化因素。不过,这种因素力量太小了,不久即被南苗传统文化所同化,所以《国语·郑语》说:“叔熊逃难于濮而蛮。”昭注:“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叔熊”应即“叔堪”。
     楚人最早进入湖湘是在春秋初年的楚蚡冒时期。《国语·郑语》载:“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史记·楚世家》也记载,当周平王末年,“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这应该是对湖湘地区进行开拓的最早文献记录。从此,楚人将其军事政治势力伸人湘西北地区。楚人对湘西北地区的殖拓持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纷冒“始启濮”只是说自他开始楚人才向南发展。至公元前704年,楚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经过40年的殖拓,楚人终于在湘西北站住脚,但是楚人经常遇到南苗部族的反抗,北苗新楚文明同化替代古苗文明过程中的阵痛不可避免,如同皈依藏传佛教的蒙古渐化长生天的蒙古,文明是痛苦。楚庄王三年(前611).“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糜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后因楚出兵灭庸,“蛮濮”内部组织涣散而未能成功。这说明在楚人的势力进入湘西北150年后,这里的还没有完全被征服,他们仍不时集众反抗楚国的统治,甚至准备北上进攻楚国都城中心地区。近数十年来,考古界在石门、澧县、临澧、安乡、华容一带发掘了大批楚墓和楚文化遗址,而其时代最早的属春秋早期,这也印证了有关的文献记载。
      楚国势力进入湖湘的第二条路线是自鄂地出发,沿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南进,在岳阳、汨罗一带建立重要军事据点,再南溯湘江而上,扩张到湘中、湘南地区。湖湘东北和东南地区距楚的政治中心较远,中间隔着广阔浩瀚.的洞庭云梦沼泽湖泊,居民以受百越影响的三苗为主体,楚人对湘东北的扩张必须在他们完全征服了江东周人诸姬的侵略据点之后才有可能。因此,楚国军事政治势力进入湘东地区比进人湘西北地区要晚一些,当西周夷王时期,“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立其长子康为句宜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终于在公元前9世纪初的西周中期之末,楚国势力已控制了从江陵到武昌(鄂)一带。这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波及到湘东北的岳阳一带。随后,楚人在江北经过了几百年的经营,楚国文化随着民间的交流而逐步到达湘东北地区。这里发现的相当于西周晚期的湘阴晒网场遗址,即已具有楚文化的因素。但这并不说明楚人已进人这一地区。
     从文献记载看,楚国军事、政治势力和楚人进人洞庭湖南岸地区,应始于楚文王时期。《汉书·地理志》“罗”应勋注:“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汉之罗县,即今汨罗、岳阳。罗子国,故城在今泪罗市西北8里的屈原农场蚕桑场。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可以断定最迟在春秋中期以前,楚人已进入了一带,并在这里建立了战略据点。楚人迁罗,一方面解决了心腹之患,保证了郢都一带的安全,另一方面又能借助同族的以屏藩楚边,进一步开拓湘东北地区。

(二) 殖拓湖湘推进
     大量考古材料表明,春秋中晚期,楚人以洞庭湖东、西两岸的澧水沅水下游地区和岳阳地区为据点,在进一步巩固这一地区力量的同时,又分东、西两路向湖湘地区大力扩展,积极推进。楚人在西路,一方面继续征服“蛮濮”部族,将势力扩张到怀化、湘西等地之后,转向东方的资水流域,进入益阳、宁乡等地。 东路则自岳阳沿湘江而上。两路在长沙地区会合后,集中力量向湘中,即今湘潭、株洲、衡阳等地前进。至春秋晚期,完成了对整个资江流域的控制,直至湘水中下游地区。
      据北人的《史记·楚世家》载:“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昨,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度文意,我们可知楚成王时期楚国的对外政策,是北与北人休战,南则“镇夷越之乱”。成王时楚国力量到达的南界史无明载,不过史称“于是楚地千里”,说明楚国的地域在成王时是大大扩大了,而且是南方夷越之地。“夷”是指湘西北和湘西南地区的“荆蛮”、“百濮”,即“蹼夷”。“越”则应是指湘东南和湘中地区即湘江流域的南苗“杨越”。大量考古材料表明,春秋中叶楚人进入以前,湘江流域仍生活着受印纹硬陶为考古文化特征的杨越影响的南苗。结合湖湘考古发掘材料,有人断言,“此时楚师必跨过洞庭湖东南的汨罗江一线,进至湘水、资水中下游间,囊括洞庭湖区,到达洞庭之南了。
      成王中期以后,因致力于与北人争霸,扬三苗以抑华夏,楚国对湘江流域的军事殖拓速度虽缓慢了下来,但一直没有停止。至楚共王在位,楚国的势力盛极一时,楚共王的北上霸业成就不大,但他对南方的殖拓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而受到楚国臣僚的一致称赞。《国语·楚语》载:“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这里,“南海”、“蛮夷”与北方的“诸夏”对称,所指应是今湖湘一带。
      在西部,楚人一方面巩固了他在澧沅水下游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继续向南和东南推进。到楚灵王时,楚在洞庭湖西北岸的统迫已一经稳固,因此公元前539年,楚灵王与郑伯和子产“以田(打猎)江南之梦”。杜注:。“楚之云梦跨江南北。”云梦泽在春秋时期包括今洞庭湖区和湖北安陆云梦一大片广阔地区,所谓“江南之梦”应是指今洞庭湖以北,长江以南一带,包括今湖湘津市、安乡、南县、华容,湖北的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楚平王时期(前528一前516)是楚国在西路大力开拓湖湘的时期。他占领了常德、桃源和沅江下游地区,并在这里建城。《舆地纪胜》引南朝梁伍安贫《武陵记》云:“其湖产菱,壳薄肉厚,味特甘美,楚平王尝采之,有采菱亭。”“采菱城”在“桃源县东北二十五里”。考古调查表明,今桃源与常德交界的茅草街附近有古城墙遗址。考古调查与文献记载相吻合,说明楚平王时期武陵地区已入了楚国.的政治版图。此后,楚平王又从武陵出发沿沅水而上,进一步联系了湘西地区。《左传》记载:昭公十九年(前523),楚平王又采纳费无极的建议“为舟师以伐濮”。这次征伐战争“应是自长江进人沅水,水陆并进,席卷百濮散居的澧、沅流域”。通过这次征伐,楚平王将今湖湘的湘西自治州和怀化地区,都纳入了楚国政治版图,并进而占有资江流域,直达湘水中游。在这个基础上,楚人后来设置了黔中郡。
      从考古资料看,春秋中晚之际,楚人势力开始进入资水下游地区,并留下了一些遗存。至1985年为止,益阳发掘了400多座楚墓。按考古学界楚墓分期法,在这些楚墓中随葬陶器为罐、钵、豆或钵、豆、壶组合的近四分之一,年代为春秋中晚期或春秋战国之交。1983-198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益阳县西部沽溪河西北岸的谢林港竹荆寺发现了粟山园楚人生活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为扁、盆、钵、豆、罐、釜及粗绳纹板瓦等。
     楚人进入长沙地区大约在春秋晚期。在长沙地区,考古工作者于1958年发现了东南郊太子冲遗址,有9个灰坑,出土有扁、豆、钵、罐、鼎等陶器,而以两、豆为大宗,年代属春秋晚期。这应该是楚人在长沙留下的遗存。楚人进人长沙地区的时间虽然较晚,但由于长沙市和长沙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长沙很快就成为了楚人重要的战略据点和春秋战国时代在湖湘最重要的扩展基地,并在这里留下了一批春秋晚期的楚人墓葬。1952年发掘的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出土陶器52件,陶帚就有10件,这是一个中型墓葬,死者当是士大夫一级的人物。长沙东郊龙洞波826号墓,有斜坡墓道和头笼,随葬陶器组合为扁、盆.、罐,另有铁削、铜剑、铜镜等,时代也为春秋晚期。所有这些考古材料都证明了春秋晚期楚人在长沙地区的活动。
     至于湘江上游流域,湘南地区,楚国的势力大约是在春秋战国之交到达这里的。1953-1956年在衡阳市湘江东岸蒋家山、铁路公山、公行山和周家坟山发掘的107座楚墓中就有以随葬赢、钵、豆、罐和帚、蔓、豆、壶为陶器组合的春秋晚期楚墓。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郴州市高山背发掘了6座楚墓,其中有4座出土绳纹陶赢,组合为高、钵、罐;或扁、豆·、罐组合。这些墓葬都属于春秋战国之交的楚墓。这是迄今所见分布最南的楚墓。
      楚人的政治势力在春秋晚期虽已达湘中的长沙、湘潭地区,并沿湘江直线深入到湘南湘江上游,但是,当时楚人在湘中的势力正在建立,而在湘南地区的统治则极不稳固。这反映在考古文化上就是湘中地区楚文化和越文化相互影响,湘南地区从整体上讲则春秋晚期越文化仍居主导地位,楚文化只出现在沿湘江这一线的某些据点。
     总之,到春秋中晚期,楚人在稳固其洞庭湖两岸即湘东北和湘西北的基础上,又开拓了沅水中上游湘西地区和资、湘水中游地区的湘中地区,并一度将势力伸入了湘、资水上游地区的湘南郴州一带。但这时楚人在湘中和湘西的势力还不牢固,在湘南一些孤立据点就更加势单力薄了。

(三)吴起平南和楚人化行湖湘完成
      约公元前385年,楚悼王用吴起为相。吴起相楚后,针对楚国的弊病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军事上大行武功,对南方湘、粤、桂等地泛越化部族发动了全面征战。《战国策·秦策》载:“吴起为楚悼王罢无能,废无用……南攻扬越,北并陈、蔡。”《史记·吴起列传》称:“楚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于是南平百越。”吴起南平“百越”大概包括两个方面的意图:一是进一步扩展领土,将整个湘南地区以及两广北部地区都纳入楚的版图,即史称“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二是抑制土著民族的排异反抗,控制原越化的南苗部族武装力量,进而在全湖湘地区推行新的楚化文明区。
    所以吴起变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通过吴起的这次大规模战争,楚国基本上完成了对湖湘的全部征服。这一军事行动的完成在考古文化面貌上也充分地反映出来。考古资料表明,战国中期以随葬鼎、敦、壶、陶礼器为特征的楚人墓葬已遍布湖湘全境区,楚人的考古遗存也不再仅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交通要道上了,一而是全面扩展到泛越文化生活地区。例如,在湘南郴州地区,虽然春秋晚期楚人军事势力曾一度到达这里,留下了以陶赢、钵、豆和扁、豆、罐为组合的郴州市高山背春秋晚期楚墓。但是当时楚的势力实际只是控制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地区,还未向侧翼扩张。湘南的广大地区,仍主要居住着越文化居民,在其东面不远的资兴县旧市,发掘的大群春秋战国墓葬中,春秋时期的墓葬全为越化墓,而战国早期的墓葬中,楚文化的影响就明显的反映出来。其中一座随葬有绳纹圆底罐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墓。这说明战国早期楚人势力已开始向这一地区浸透。不过这种战国早期的楚墓数量极少。战国中期以后,楚人以随葬鼎、敦、壶为组合的中晚期墓就大大增加了。目前,湖湘全境楚墓已发掘了数千座,其中战国中晚期占大部分,分布区域遍及全湖湘利亚。这说明,战国中期以后,新的三苗楚文化已取代了原来的越文化,楚人已经全面地化行了湖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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