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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齐上古史纲要

发表于 2017-1-15 03:01:15 | 757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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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7 16:55: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胶东半岛的地质历史应不短于长江黄河的传奇,是黄海在东亚大陆酝酿出的璀璨珍珠,齐人神圣的“母亲地”。沂源县发现的距今四五十万年前更新世的“沂源人”化石,为直立人在东亚生活的例子之一;齐鲁之地石器时代文明包括距今7300年-6100年前的“北辛文化”,以及公元前4300年-前25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北辛文化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南、北两侧一带,包括了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省大部分地区。北辛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遗址出土了配套齐全的农耕工具和粟类颗粒。从翻地的石铲、鹿角锄、播种用的尖状角器,到收割用的蚌镰,脱粒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同时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其工艺较为原始,陶质有夹沙陶和泥质陶两种,纹饰有附加堆纹、划纹、指甲印纹等等;遗址中还发现了家猪型的头骨。白石村类型的遗址共发现近40处,分布区域限于胶东半岛地区。近80%位于海边或距海很近的河口两岸,且多为贝丘遗址。比较重要的有即墨南阡和北阡、莱阳泉水头、长岛大钦东村、乳山翁家埠、福山丘家庄、烟台白石村、牟平蛤堆后和姜家庄、威海义和、荣成河口和北兰格等。其中白石村、丘家庄和河口三处经过发掘。白石村类型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遗迹仅在白石村灰沟中发现3具人骨架,晚期的遗迹以柱坑柱洞发现最多,尤以较大的柱坑引人注目;年代在距今6500—6100年前后。白石村类型与北辛文化,尤其是与苑城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说明齐地白石村的沿海经济和鲁地的农耕畜牧经济很可能发生了一系列的工具、产品交换交流。
后来的大汶口文化以富有鲜明特点的陶器为主要特征,仍以夹砂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通用的图案纹路可能表明受到了西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牙的习俗,是流行于古代东亚东部、南方的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当时人似乎也有口含石球磨缩臼齿的奇特习俗。大墩子遗址是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遗址,上世纪60年代两次发掘,共发掘大汶口文化墓葬330余座,分属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其中近80座墓的死者手部放置獐牙或獐牙钩形器。獐牙钩形器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不见于其他文化。其中一件出土器柄两面的刻符俨然是八卦刻符,包括后来的阴、阳爻符号,坤卦、震卦等卦形。刻有八卦符号獐牙钩形器的面世,证明八卦起源甚早,大汶口文化人已确定阴阳爻的基本符号,并由此构成若干卦形。所发现的八卦符号,可以说是易经的萌芽状态,这比通常认为的易学萌芽商周之际要早两千年以上。而据已有资料显示,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发现了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可以认为它是已发现的较早的汉字;也可以仅看作是一种刻符,但它们仿佛表达有明确意义,形、义一目了然,所以并非非普通的图案。
大汶口晚期文化遗存墓葬仍以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加之陪葬品习俗,表明了私有财产的预期及稳定性;有少量的合葬墓,表明了父系氏族家庭的形成。当时以獐牙利器作为殉品则表明了初民的朴素武功,但当内陆文明行将陶醉于征服和攻杀之时,地理困闭的齐鲁之地的先民显然却在开始酝酿人与自然交融的朴素哲学。考古中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氏族墓地出现了小片的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这一时期灵魂观念大约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单单用死因来区分灵魂的善恶了,墓地上出现了无尸富墓、断头富墓,一些凶死者是氏族中的新贵,均得到了厚葬,可能说明了早期的零星战争行为并见证了牺牲的氏族勇士。在兖州王因遗址出土了20多个扬子鳄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坑中,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氏族成员已经能集体捕获大的、凶猛的水生动物。大汶口的制石、制玉业已较发达,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着东亚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最高水平。
齐鲁龙山文化的陶器在制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普遍使用轮制技术,新型文明进口渠道的闭塞衍生了先民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陶器器型相当规整,器壁厚薄十分均匀,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齐鲁龙山文化陶器以黑陶为主,灰陶不多,还有少量红陶、黄陶和白陶。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有细泥、泥质、夹砂三种。细泥乌黑发亮,称为“蛋壳黑陶”。蛋壳黑陶是齐鲁龙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反映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制陶业的水平。以素面或磨光的最多,纹饰较少,主要有弦纹、划纹和镂孔等几种。器形较多,主要有:碗、盆、罐、瓮、豆、单耳杯、高柄杯、鼎等,还有鬲。齐鲁龙山文化鬼脸式鼎腿、圆环状鼎足最有特色,为其他文化所罕见。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在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以河泥为原料的黑陶可以说是4000多年前东夷民族所独有的创造。日照五莲丹土遗址所出玉钺,其中上部的孔内嵌有绿松石;玉与绿松石的组合工艺,此为仅见,这种工艺方法开华夏三代玉器镶嵌工艺之先例。潍坊昌乐骨刻文字的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出现,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制作上已和殷墟甲骨文类似。但兽甲骨上所刻的“行列整齐”的图案符号比殷墟甲骨文更为原始,明显仍处于刻符与文字的过渡状态。
日照两城镇出土的石器大多磨制精致,有的还有钻孔。石器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斧、锛、铲、钺、凿、九、镰、箭头等。骨器以各种式样的箭头为多,还有骨制的鱼钩、鱼镖等。今天的两城镇虽然只是一个大村落,但在4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根据历年考古调查与发掘,两城遗址方圆1000米,总面积在100万平方米左右,是目前所见龙山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的城市聚落之一,有菊花庙等遗迹。城墙的建设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掠夺性战争的频繁,这种防御设施显然是为了防止相邻氏族部落而非野兽对财产的掠夺而建造的。在长岛大浩发现龙山时代的船尾和石锚,则证明当时胶东航海业的建设和发展。
炎帝和黄帝的迭代是东周齐国阴阳家基于田氏代齐而编造的历史传说;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有研究认为胶东半岛的古典莱夷族群纪国是姜姓氏族,莱国是祝融氏后裔的妘姓。而著名的齐太公吕(氏)尚更享“姜太公”之称,天齐大公国的后辈领袖贵族自然也沿袭了这一姓氏。我们一般认为阴阳家根据姜姓编纂了炎帝传说,而不是相反。莱夷是华夏古典社会部落时期,活动于胶东一带的东夷人一支,遂是齐地的土著民族,他们顺理成章地来源于神农氏。
“莱为神农苗裔,神农起于西方,自西伹东,族众随之,山东之莱族,殆亦由西徙来者。”他们或许像贝都因人继承法老遗产般继承了齐鲁之地远古文明的丰饶。轩辕黄帝时代中原已经战争不断,莱夷先民不齿于屈膝华夏,于是他们继续东移。大约尧帝伊祁放勋统治中国时,莱人到了九河流域定居和生息繁衍。在此“开垦沃野,植桑养蚕,种植稻、麦”。 根据《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九州中适宜种麦的地方,只有青州,“其谷宜稻、麦”,而种麦最多。《辞海》、《辞源》对来字的解释,有“小麦名曰来”,《说文》对来字的解释:“周所受瑞麦来髀,一麦二缝,象芒刺之形,”莱人之名称来源于莱人首先培育了小麦,他们是东亚首先发明麦种者,成为著名古典农业民族;他们聚居的都城甚至称为麦丘。舜帝姚重华统治中国时,九河流域被封于契,《史记·五帝本纪》及《商本纪》均有记载:“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姓。”道貌岸然的“文明人”契受封之商是九河流域的滳河流域,随着甲骨文的出土,已被学术界公认。随着商的势力不断壮大,莱夷的内陆领地遭受严重的威胁,莱人于是北上东进,进入了胶东腹地。并在“营丘”建立了都城,成为莱夷地望之二。《尚书·禹贡》称“ 莱夷作牧,厥篚檿丝;”厥篚檿丝既有可能表示桑蚕丝织业的发展,也有可能表示礼器与声乐的高明;鉴于当时期东亚气候普遍温暖,河南等地区仍有象出没,齐鲁养蚕种稻也不足为奇;两种解释皆成理,并昭示着莱夷先民的杰出文明。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入齐,在高昭子家中观赏齐《韶》后,由衷赞叹曰:“不图为乐至于斯!”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韶乐又称舜乐,表明姚重华时代的莱夷已经和西方的华夏中国发生了一定的正式文化交流,并吸取了一些西方先进而廉价的文化成果,却对内陆雄主纵横天下的德性透支和凶暴行径不以为然,安心植麦、捕鱼、牧猪;他们无须探索“亲训”“禅让”的先进性和伦理性,也不必在意“尧幽囚舜野死”的残酷性或真实性,只需纵情于自然阴阳协调的神秘法则之中。
“天道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莱国在商代以前,统治中心在昌乐、临朐县附近;东部可以到达黄县的沿海地区。而西方的三代文明则开启了华夏中国的历史新纪元。汤理论上是尧所任免的契的嫡系传人,他在革命中继承了中原。我们不知道商人究竟多么“百姓相亲、五品皆训”,而我们只知道他们以屠宰“蛮夷狄戎”之(人)牲的手段祭祀祖灵、攫取巫德和力量,比较幸运的恐怕是——他们并不以人肉为食品。以食麦宰畜、屠杀鱼虾贝类为生的莱夷及其南部友邻们自然成为了文明程度“相形见绌”的东夷猎物。商代也遂成为最应令莱夷和传人毛骨悚然的黑暗时代,或无之一。
奄国和蒲姑国是记载中盘踞在胶东以西的殷商爪牙,作为狩猎东夷的先锋壁垒,也分别是后世鲁(公)国和齐(公)国的雏形;但愿他们的统治者不像殷商嫡系般残忍和嗜血。奄国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称为“商奄”,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奄国在鲁,即在曲阜的说法,见诸许多记载,但考古成果不丰。李白凤说:“因为东夷或畔(叛),所以南庚迁奄(故称商奄),这是在东夷的心脏部分插进一把刀子,以收镇压的实效。而根据其他研究,商奄并非鲁奄,它不在曲阜而在益都莱芜一带,或今之莱芜谷。阳甲以后的盘庚大约是受到东夷的威胁才又迁都的,表明中国的“猎物”莱夷们羝羊触藩的英勇反抗极大地打击了商王国主义的残忍行径和嚣张气焰,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自由传说;但又说,因奄或被汶、泗水所灌淹而毁灭,故奄通淹。蒲姑,亦称薄姑,嬴姓,殷诸侯国,商末周初之蒲姑国都在今山东博兴县湖滨镇寨卞村西北,小清河之阳,在今山东临淄西北五十里。该国军政地位似乎并不甚重要,而繁荣程度大约不低,奄国迁于蒲姑,而齐建都于营丘,都在今临淄一带,说明该地的富饶为后世齐国的崛起和发展铺垫了经济基础。
中国不世出的伟大领袖商纣王子受(帝辛)践行了穷兵黩武加民粹主义的大头症;但在广大外族的英勇抵抗下,对外尤其是东夷战争的失利,引发了中国的秩序动荡,蛮夷狄戎长期的人(牲)权危机也在此情境下集中爆发,帝辛企图尽早地将华夏文明的树苗投入供暖大业,从而引发了革命斗争;直到千年以后烬灭华夏的鲜卑领导人普六茹·阿摐(杨广)之时,方真正地重温了他的经验教训。相比于活人祭祀而显得斯文的周人统治阶级紧密团结在姬昌和姬发为核心的天子周围,高举“礼乐宗法”的伟大旗帜,领导广大中国人牲进军朝歌,在牧野一带击败并感化大批商朝奴隶军团,解放了受苦受难的天下苍生;帝辛则通过高规格的焰火祭祀手段殉葬王朝,宋国或成最大赢家。周王朝的分封自有其文明而保守的进步色彩,但也给东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管叔、蔡叔不满姬旦的专权之举,散布周公想篡位之谣言,并串联帝辛之子、禄父武庚起兵反叛。奄、徐等十七国与武庚联合反周。“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蒲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四国应指:管、蔡、商、奄也;而奄国被列为十七国的领袖地位,可见其国力不薄。继承前辈翦商大业正式灭商的周成王姬诵及其拥趸终于充分发扬了中国帝国主义者“宜将剩勇追穷寇”的优良传统,开展了疯狂打击报复,一举剿灭了殷商余孽奄国等。而莱夷的老敌人,大齐人民勤劳悲惨的邹鲁老朋友也迎来了信史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替换式灭顶之灾,呃,更准确地说是断根之灾……
据传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侍侯主人,故叫阉人,故奄又通阉……奄人被阉后,集中居于集体宿舍中,周代即设奄尹以管理之,其居处叫庵。以玄武之类的大龟为偶像的剽悍民族遂在历史长河中沦为一个令人发指的动名词,这种惨绝男寰的人道主义灾难无疑令奄国残民以及广大莱夷、淮夷认清了周王国主义礼乐之虚伪表皮下的残暴嘴脸,那仿佛预演了花园口大决堤的邪恶决断。奄国遗族主要是逃往南方,在今江苏常州市东南三十里有淹城;《越绝市·吴地传》云:“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
而惨遭主权践踏的蒲姑国对周王国侵略者仿佛毫无抵抗能力,成为了流浪民族,被迫沦入比死亡更可怕的中式人口迁徙,但他们比很多沦丧了远古丰饶的后辈更为幸运。薄(蒲)姑国亡后,民有的以薄(蒲)为姓,有的以姑为颜,有的以蒲姑为姓。蒲姑人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吸收了华夏师氏人的一部分,称姑师。姑师人在西迁中,又有善于造车的奚仲后裔加入其中;他们约于东周时迁入玉门关以西,后更西迁,约至秦帝国时期在吐鲁番盆地立国,称姑师国。姑师国后来又结合了羌人,加之与匈奴接近,便从俗以畜牧业为生、兼从事农耕;姑师后分为前、后王二部,他们又以善于造车闻名,称车师。
但奄人蒲姑的流离失所,却为鸠占鹊巢的新势力崛起腾出了空间。周王朝“逐寇”战争的大功臣周公之子姬伯禽在灭奄后,即由河南鲁山的封邑东移于奄,其封号仍为鲁;而战争的另一位主要指挥官,则是牧野之时便已名满天下的华夏联军最高统帅,这位长者受封之时,相传已经111岁……毕竟他出山之际已经年逾古稀,滨海富庶的蒲姑之地即是周天子对他的应许。这位长者姜姓吕氏,单名尚或望,字子牙,世称“太公望”,是周王朝的开朝元勋;而他封国的名称,叫作齐,因祭祀天主之天齐(脐)渊而得名。天齐大公国正式建立了,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1045年。
蓬莱恒驻我心,大齐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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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1 13:25:41 | 显示全部楼层
东夷在殷商文明体系里地位很高了,蛮夷狄羌里只有夷中间有个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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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03:01: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zsq 于 2017-1-15 09:45 编辑

个人的东夷民族历史要点:
1.莱人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小麦种植者(莱是小麦的词源;考古证据,东亚最早的小麦遗址都在山东半岛),似乎有海路来的技术输入,但具体路线尚不清晰。海岱地区的技术革命与军事组织革命互相刺激,在大陆性与海洋性较为平衡的地区(奄)产生了殷商集团。
2.内陆夷人国家化后,半岛夷人保留了古老自由和海洋气质,与殷商集团分道扬镳,也受到殷商集团的压制。皋陶、伯益的传说,表明国家化的内陆人不再维护古老的部落共和制,原始文化连续体中断。殷商时代,东夷是殷商近亲,又是保守古老习俗,鄙薄殷商集团武断政治的死敌。
3.三监之乱后,周人殖民东土。姜齐携西方宪制东来,西周时并不是东夷各小邦的对手。纪侯进馋言,周王杀齐哀公,迫使齐人从营丘迁都海滨的蒲姑。反映东夷武德极盛,周人和齐人事后修改历史,力图抹去城破人死的窘事。
4.春秋初年,纪国(丝绸之国)国灭。莱国(王恩田考证纪、莱实为一国)凭半岛东部各城抵御齐人一百多年后,在孔子时代屈服。东夷各邦残存的部落自由宪制和海洋文化嵌入齐国,使齐国成为诸夏之中,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和混合宪制的典范。《管子》堪称东亚的国富论,是东夷族数千年文明积累在诸夏深秋时节结成的最丰盛果实。
5.田单、田横的复国运动都以东部城邦为根本,而非沾染孟子式启蒙主义的西齐。东夷的残余自由在诸夏事务中发挥作用超过了地缘因素。然而功败垂成,历史终结,诸夏之大不幸!东夷之大不幸!
6.中古时代,东夷地是天命的风向标。刘裕灭南燕,东亚的拜占庭吞并了最缺乏侵略性的自由卫士,引起的连锁反应促使北方重新统一,历史重启失败。刘宋丢掉半岛的领土,天命反噬。未出十年,来自东夷地区流民豪帅反客为主,灭掉刘宋,推选自己的代言人为帝(南齐)。
7.淄青节度使是最后的土豪政权。外来武士和本地士族结合,重现了南燕时代的格局。淄青为唐室所擒,东夷地区社会自组织和基础设施严重破坏。北宋末、金宣宗时代的东夷义军,流寇性质浓厚。
8.元末大洪水,对东夷地区的造成的影响远低于内陆。洪洞县、枣强县、小云南的传说,是缺乏土豪的东夷乡民为自己找到的自卫性意识形态,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形。考据人口史,真相自明。东三府是明初向内陆移民的主要输出源。朱元璋海禁政策成功,是东夷民族散沙化的耻辱。
9.明末,投降满洲的东夷浪人武士和戚继光同源。孔有德、耿精忠等东夷浪人降将在满洲宪制演化的关键节点施加了消极影响。
10.捻匪是最近的民族集体死亡记忆。相比湖湘,遑论南粤,东夷民族武德不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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