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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史.第一章远古丰饶.(2)沅湘高庙

发表于 2016-10-23 22:21:25 | 6550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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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3 22:21: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明季候
    远古英勇猎人们追逐肥美的猛兽而来到湖湘利亚的大地,追寻的只是天赐的富饶。他们没有想到随着冰河时代的渐渐褪去、各个部族人口的增加,取之不尽的野味、一次可以享用数周的猛犸巨兽也有到头的一天。生态在变化,生存在适应中进化。大约在三、四万年前,东亚地区陆地上的冰川由南向北逐渐消融,新一波带着M122突变基因的南亚语种人群由缅甸出发,从中南半岛跨入云贵高原一带。在云贵高原地区这些人分别选择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支从两广一带沿着海岸线一直向东繁衍,成为百越民族的始祖。一支人群从云贵高原进入四川盆地,其中一部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时候经汉中进入黄河中上游地区,成为古华夏诸部的祖先;另一部顺长江流域而下,从枝蔓纵横的湘黔武陵大巴山系中,如敏锐的水流顺大江召唤而东下,逐渐迁徙开拓出长江中下游诸灿烂文明,他们是三苗与吴人之祖先。
    在这新一波的人类迁徙浪潮发展的同时,从小亚细亚到中亚到华北,从两河流域到印度河流域到滇缅走廊到长江珠江流域,新一轮的磨制石器与陶器应用、谷物种植、动物驯养乃至城池建设、文字符号在各大人类文明通道上争相兴起。新石器时代的曙光与沉淀着自发秩序的蒙昧,满天星斗般的丰饶秩序生长、交织在辽阔大地。其中湖湘利亚大地上的既古早又灿烂的沅湘高庙文化,不仅是众星璀璨的先史文化中的明星,更开启、辐射了东亚诸文明文化区。

高庙灿烂
以沅湘流域为中心的高庙文化分布区是东亚文明最初发源地之一,其可靠实物资料颠覆了北支秽史的传统认知,使世人可知东亚文明发生年代远早于距今5000年,并且产生于被污蔑了2000多年的丰饶南方的沅湘高庙。高庙文化的存续时间在距今约7800年至6300年之间,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至晚期前段。令支那秽史作家们惊讶的是,在黄河流域还在茹毛饮血、为匮乏的生存资源血腥斗争时,我们高庙文化早期的先民,已初创了迄今为止不见于同时期其他考古发现的一系列重要发明。东亚上古文明起源的核心元素:太阳历的发明;以八卦为代表的易学的发端;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产生;东亚早期神系的初创与礼制起源,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祭器和祭仪、祭典的发端;数理观念的产生;与文明时代相传承的艺术法则的产生;氏族部落成员等级的分化和中心聚落的产生;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这些在沅湘高庙文化中都呈现出了最原初又不容置疑的面貌。

太阳历和八卦
高庙文化先民发明了太阳历和八卦。他们首创的等分八角星图像,实际上是表述月投影周年变化过程的一个缩写符号,可作测定四时的仪器来制作太阳历。上古八卦的实质是根据时间和空间(方位)的变化来推衍物像的变化,故这种八角星图也是最原始的八卦图形。

天圆地方宇宙观
在高庙文化早期陶器一幅八角星图像上,八角星内部有两层图案,最里层为一个方框,以表示大地四方,方框外则被一个圆圈环绕,它就是圆形的天。八角星图案外围,陶工又加了由多条弧线组成的图案来表示圆形的寰宇。东亚上古人类天圆地方宇宙观产生的时间竟如此之早,远远超出人们以往的想象,突破了支史学界广泛认同的5000年前黄河流域古代先民所创的观点,沅湘流域才是东亚核心文明的源头。

白陶与几何
白陶与几何的发明,是高庙文化先民的一项创举,它突破了数千年古代先民在居址附近就地取材制作陶器的传统,堪称东亚古代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是瓷器的先声。提起纹饰,附着于高庙陶器上形态各异的鸟纹、獠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等纹饰,犹如事先经过电脑排版,细密而规范,巧夺天工,在全国同期遗存中独一无二。从八角星图像的绘制方法可以发现,高庙文化先民对规(圆)、矩(方)的运用已十分娴熟。高庙文化先民所初创的规、矩分别对半等分的方法,实为《周髀算经》数理法则之肇始。高庙文化先民还创造了后世美术设计传承的艺术构图法则,主要有二方连续法、带状层叠法、对称等分法、对半拆方法、二元复合法等。

祭祀文化
高庙文化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辐射力与穿透力,被如此广大地域范围内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接受,一个内在的力量就是宗教。2005年,在遗址顶部揭露了一处大型祭祀场所。它由主祭(司仪)场所、祭祀坑、议事或休息的房子和附设的窖穴组成。祭祀坑内出土有经火烧过的牛、羊、鹿和龟等动物骨骼和螺壳,个别坑中有人祭遗存,出土陶器上大量装饰有太阳(天帝)、八角星、獠牙兽面(龙)、凤鸟等神灵图像。最重要的是在司仪场所发现了两侧对称的双柱环梯建筑遗迹。据考证,它是供神灵上下天庭的“建木”天梯。这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神灵图像在高庙文化不同区域类型的遗存中普遍风行,分布地域广,可以确认是一种大范围群体性的宗教信仰。高庙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使尘封数千年的历史哑谜得以破解。 高庙下层遗存出土的祭祀场所不仅年代早、规模大、且可明确判别其作为祭祀场所的诸多设施,为东亚现知同期史前遗存中所罕见。它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居民祭仪活动的真实状况。它面对河流并呈南北中轴线布局,对后来祭坛的布局和结构产生了先导性的影响,对追溯东亚宗教祭仪活动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宗教是人类进化过程式中的特有现象,是人脑智力升华和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英国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泰勒认为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原始人对睡眠、出神、疾病、死亡、梦幻等生理心理现象的朦胧认知,推论出肉体之外的灵魂观念,然后把灵魂观念应用于万物就产生了宗教意识:应用于自然物象,便拟人化产生对自然物象神灵的崇拜;应用于死去的祖先,便产生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在本系列文章之一中,我们提到的殉葬现象就便是一种宗教文化的反应。世界人类文化和民俗学研究表明,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已有宗教意识的萌芽,但要真正形成宗教文化特别是稳定的祭祀活动却要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社会组织机制。因此宗教文化的形成也是体现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上都出现过“殘酷文明”。 高庙发掘让考古专家惊奇,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文化堆积层中发现包括“人祭”的大型祭祀场。高庙当时很可能是一个东亚的宗教中心。规模如此之大、规格如此之高、年代如此之久的祭祀场所的发现,这在东亚考古史上是空前的,它把东亚宗教文明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

神鸟凤凰等图腾
“高庙文化”早期遗址发掘出大量与宗教祭祀、巫术有关的"艺术神器"。有一个年代为7400年前白色陶罐,陶罐的颈部和肩部,戳印着两只飞翔的神鸟凤凰,一只是正面的,一只是侧面回首的,姿态雄健,活灵活现。它们具有神话传说中凤凰的鲜明特征:有冠,有非常长的啄,长颈,有漂亮的长尾,两凤鸟伸颈昂首相望,拥戴着太阳,形象地反映了原始农业发明以后先民对知时鸟和照耀万物的太阳的崇拜。类似于龙凤的神性动物图案,以前的考古发现都停留在6000年前左右,据认为逝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最早“凤鸟图”也只有6400年,而且还不及高庙“双凤朝阳”图案精美。在2005年的发掘中又挖出距今7800年前的以凤鸟、獠牙兽(有“龙”的象义)、太阳为题材的饰纹陶片。其中的部分陶片上图案还涂有朱红或黑色的矿物颜料。参照大型祭祀场所的发现,可确认这些饰有上述图像的陶器都具有祭祀的性质。高庙文化已具有浓郁宗教色彩。上百件考古的实物证据表明,沅水流域是孕育东亚宗教文化的摇篮。

文字的发明使用
国际学术界评价人类步入文明时代有三大“门坎”:文字的发明使用、城市的产生和金属工具的运用;其中文字发明居三大标准的首位。古埃及和西亚古巴比伦基本定型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基本定型楔形文字的出现都在距今5000年前。传统观点,东亚成熟的象形文字形成距今3500年左右,即十九世纪末在河南殷虚遗址中发现的“甲骨文”;再早也只能算距今4000年左右的古陶文。而高庙上层文化和高庙文化中都发现一些神秘符号。高庙遗址出土距今7000—7500年的一些陶片上发现有“火”、“⊙”、“井”、“圭”、“▽”等符号,其中“⊙”与甲骨文的“日”字一模一样。这些符号比甘肃大地湾遗址的文字符号往前推了上千年。高庙早期文化多次出现太阳崇拜图案,“⊙”就是太阳的取代符号,是“日”的象形字。 关于文字的起源,过去有“苍颉造字”、“结绳记事”、“劳动产生文字”等说法,都不是很有说服力。张光直在他的《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提出:“东亚文字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族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演变而来”;发明和首先掌握文字的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些“卜官”、“巫觋”、氏族宗教首领和君主,文字产生首先是为宗教政治服务的。他以殷墟18号墓铜器上的族徽、西周的铜鼎上的鼎文、史前陶器符号和大量商代家族、宗族、氏族标记佐证了这一点。例如“商”字,上面的“▽”代表代表商族图腾玄鸟的头,下面代表商族首领住的房子。张先生的观点对高庙文字的产生给予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高庙人最早进入阶级社会,高庙文化中有大型祭祀场,有高规作格的祭祀活动,必然有政治宗教领袖性质组织者。

高庙文化与东亚文明
    我们的湖湘高庙的先祖们,在远古湖湘利亚的土地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精神虔诚、组织强悍。居住在以沅湘流域和洞庭湖区为中心,辐射鄂西、黔东和桂江、西江流域、粤北至环珠口广大地域的高庙文化先民,是当时东亚大地上势力最为强盛的远古部族集团;他们的系列发明和科学技术成就,以及信仰体系中的神系和礼神祭典的确立,标高了东亚先史文明,高庙文化区域是东亚上古邦国文明的发源地。
    譬如八角星图像的分布范围,地跨长江、黄河、与辽河流域,涉及不同时代、不同区系的考古学文化,时间跨度接近4000年,这种跨时空的文化现象突破了地缘和血缘的阻隔,必然反映了当时人们某种共同的观念和信仰。那么,它的意境会是什么呢?研究者们通过对凌家滩M4玉版上的八角星图案的研究,大都认为它与当时人类的宇宙观密不可分,其图形布局表达的方位标示,很可能与观象授时的历法以及后来的八卦相系,甚或是式盘的雏形。然而,在远古社会能掌握天文历法者,可不是一般民众所能胜任的,大都是那些充满智慧神通广大的巫师 上述各地所见的八角星图像,虽然繁简各异,其实如一,均与刻于凌家滩玉版者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这种图像的发源地究竟在哪里?我们从其各自所出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看,似可将其分为自早至晚的四个梯级,即: A高庙文化(距今约7800~6800年 左右)。B汤家岗文化(距今约6800~6300年)。C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300~4500年)。D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2200年)。小河沿文化(距今约5000~2000年)。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 透过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处年代的梯级架构,可以推断八角星图像可能最初发源于湘西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然后东传至洞庭湖区,再传至长江下游与黄河下游地区,最后达于黄河上游与辽西地区,其中的洞庭湖区本与沅水下游相连,其传入的时间或许还要提前。此外,高庙文化已直接延伸到了岭南,在那里发现这种图像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与八角星图像对外传播的同时,高庙文化中最先出现的獠牙兽面以及飞鸟(有的载有太阳)等图像,同样显示出与之近似的传播趋势和轨迹。上面提到的贵州天柱县远口镇坡脚遗址、广西平乐县纱帽山遗址和深圳咸头岭遗址早期遗存中,皆分别见有与高庙文化中形态相同的戳印鸟纹与简化的獠牙兽面纹。在湘江中游的长沙市南圫大塘遗址中所见的獠牙兽面(吐舌)纹,其形态与高庙所出难分彼此。这两种图像的传播与八角星图像一样,同样突破了时空的阻隔。如鸟载太阳的图像,也曾见于陕西泉护村遗址仰韶文化遗存中的彩陶器皿上。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钵上刻画有戴冠、双圆目(省嘴)的兽面,其两侧各有一鸟,同出的骨匕形器和蝶形器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河姆渡文化还是良渚文化中的兽面纹,都见有与鸟纹为伍并见于同一器物的作法,也与高庙文化中的情形相符。据安志敏和李学勤等的研究,良渚文化中习见的兽面纹图像又明显地与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石斧上的所谓“鬼神面”以及二里头文化和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具有诸多共同的特征。
     事实上,高庙遗址中所揭示的大型祭祀场所就是最具说服力的直观证据,它不仅规模巨大,且牲祭、人祭、窖藏与议事会客场所俱全,在当时很可能是一个东亚大陆区域性的宗教中心。可以推断,高庙文化陶器上装饰的那些八角星、獠牙兽面、飞鸟(凤?)和太阳等图像,实际上就是先民部落人群所崇仰的自然神灵的图像。体现先民对于宗教的虔诚与狂热 ,当他们面对洪水与猛兽、灾难与死亡时,一方面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这个时候,神灵也就成了他们救世主,而宗教所特有的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也就成了连结氏族与部落成员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使他们在共同的宗教旗帜下为了群体的生存而勇往直前。 为了获得神灵的恩赐与庇佑,他们用最精湛的技艺和当时最好的材料和色调制作了这些构思诡谲的通灵祭器,白陶祭器的最初出现正是伴随着高庙文化的主人对神灵虔诚奉祀的宗教行为应运而生的,是他们对天地神灵的献礼!高庙文化中出现的这些物化了精神产品,不能不说是湖湘史前人类人文精神的精髓和聪明才智的汇聚,而产生这些神奇杰作的武陵山区则正是赋予了他们创作灵感与思想启迪的摇篮
    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高庙文化中的那些飞鸟、獠牙兽面、太阳和八角星等图像,以及承载这些图像的精美白陶制品和构成这些神灵图像的篦点纹装饰工艺,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辐射力与穿透力,跨越时空的籓篱,脑控东亚诸文化圈,这个内在的力量之源就是宗教!高庙文化的对外传播正是伴随着这一湖湘高级文化的宗教观念的对外传播而传播的,湖湘之文明延泽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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