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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岁在庚戌(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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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岁在庚戌(1910)
原作:张泉   编辑:wuzd
本文是《城殇  晚清民国十六城记》一书之第三章第一节
国士
    12年来,书生们前仆后继的喋血牺牲,遥远得已像前朝的传奇。戊戌年的故事,还是不时有人讲起,只不过,生活在庚戌年的长沙人听来,它们似乎不是发生在长沙,倒像在伦敦或者巴黎。
    1898年,33岁的谭嗣同横尸京城菜市口,留下那段脍炙人口的遗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北京,百日维新旋即结束;在长沙,谭嗣同曾极力推进的湖南新政也戛然而止。
    两年后,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也试图“冒死发难,推行大改革”,在长沙组织自立军起义,事败被杀,同样33岁。年轻人频繁的流血牺牲,并不能唤醒一个依然沉迷于鸦片中的国家,民众不能以天下为己任,令清醒者痛心疾首。
唐才常被杀前一个月,湖南新政的领袖、被罢官的巡抚陈宝箴已在家中被慈禧太后赐死,他的喉骨被刺下,作为呈报太后的信物。其子陈三立痛不欲生,这位曾与谭嗣同并称“维新四公子”的改革派先锋,已然心灰意冷,他在诗中表明心迹:“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句诗代表了那一代人普遍的心态。哀莫大于心死。希望转瞬降临,又骤然破灭。故事尚在起兴之际就戛然煞笔。风云诡橘,原来只是书生们一相情愿,原来只是一时的错觉。
仍有人不肯善罢甘休。1902年,曾与谭嗣同、唐才常一道出任时务学堂教习的杨毓麟,在日本写下《新湖南》,面对混乱的时局,他近乎天真地规划着长沙,“建天心阁,为独立之厅,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选独立国会员,制定独立之宪法,组织独立之机关,扩张独立之主权,规划独立之地方自治制”。事实上,“新湖南”只是人们试图在湖南操作的又一个实验,其真正目的是“公共之中国中,必使各分省自任一部之位置,各分省发见其独体之亲和力,使进一步求得中国的独立”。
    1904年,更年轻的一批人开始主导长沙的走向。30岁出头的黄兴纠集宋教仁、章士钊、陈天华等人,在长沙成立“华兴会”,明确提出“驱除挞虏,恢复中华”。他们筹划预先在长沙皇殿埋下炸药,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当天,炸死参加遥拜仪式的湖南官员,趁乱发动起义,光复长沙。同时,以长沙为中心,联络湖北、四川、上海各方力量,以期届时四方响应,制造声势,使清廷首尾不及应付。这个颇具想象力的血腥计划未能实现,在邻近实施前两个月败露,朝廷下达追缉令,众人纷纷逃离长沙,在日本,“华兴会”成员们见到孙中山,构成了日后“同盟会”的骨干。
    1905年底,30岁的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尽。他没能在长沙起义中马革裹尸,却将自己遗弃在异国冰冷的空气中。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中、韩留学生而死,留下一首绝命辞,号召沉睡中的国民“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四个月后,同样出身“华兴会”、“同盟会”的姚洪业在上海黄浦江自尽,也期以一死唤醒民众。1906年5月,陈天华和姚洪业归葬岳麓山。长沙各界在禹之谟的倡导下,不顾官方反对,举行万人公葬。各校师生云集,“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然而,缅怀只是杀戮的前兆。三个月后,禹之谟就被捕,遭受数月酷刑后被绞杀。被捕前,他说了和谭嗣同就义前相似的话:“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年底,刘道一奔走于长沙、岳阳之间,试图策反新军,呼应萍、浏、醴起义,被诛杀于长沙浏阳门外,成为“同盟会”第一位烈士。孙中山用书生们的方式纪念了这个书生,他写了一首挽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馀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没有人能对这些牺牲无动于衷,尽管,频繁地从峰顶跌到谷底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个时代的悲喜剧。一些改变总在悄然发生,如同天空中流云的位移,尽管没有声响,却足以在人们心中烙下投影。
逆流
    对年轻时的莽撞,幸存者并非没有反思。戊戌年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熊希龄未及奉诏进京,就收到了“六君子”喋血的消息。熊希龄幸免于难,被“革职,永不叙用”,这纸荒唐的诏令,也不啻一张生死状,彻底截断了他读书出仕的理想。对“六君子”的罹难,熊希龄更加无从纾解,他总是念叨着“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然而,十余年的光阴流驶,足以磨平所有的悲愤。熊希龄已经步入中年,开始投身全新的生活,专注实业。回顾当年,熊希龄认为:“当时主笔多热心爱国之流,愤时过激,立论过激,鄙人劝之不从,阻之不得,遂亦流于汹涌之旋,而为旧党所籍口。戊戌之后,一切新政荡然无存,子弟无所学,父兄引为戒,使我湖南阻碍进步者,迄五六年。以致今日,官吏尚疑于士气之嚣张,不肯为积极之提倡。欲速不达,求通反塞,此皆鄙人之罪也。”
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始终困扰着长沙。早在湖南新政初期,皮锡瑞应邀入南学会讲学时,他就有过这样的担心:“中国君主国,绅权太重,必致官与绅争权。”在士绅传统根深蒂固的湖南,这种潜在的危机尤其严重,何况,湖南士绅阶层本身的组成就极为复杂,有追随曾国藩的湘军建立军功的士绅,有退隐的朝廷大员,还有大量挂着功名的人,以及本地的望族。官与绅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官方的权力提携后进,推动维新,威胁到老一代士绅的利益,势必遭到反扑。而新兴士绅的权力一旦过强,又势必引起官方警惕。矛盾如此错综复杂,维新派的书生们却天真地不以为然,新政进展得越深人,矛盾则越激化。长沙的乱局,只是整个帝国政局的缩影。
    所以,维新与改革,无论在长沙,还是在帝国,归根到底与普遍的民主无关,而是新兴士绅向政权、向老一代士绅要求更大的权力。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创办南学会,借学会之名,行议会之实,其目的是培养精英的民主和战斗意识,通过精英带动精英,进而再影响广大的民众。几年后,黄兴、宋教仁创办华兴会,同样试图由精英来引导政局。1909年,谭延闿主导的湖南谘议局,以民众利益为名,进行过多次令全国侧目的民主抗争,这些抗争有其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然而,这是新兴士绅要求政权承认其合法性,即他们已经成为政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长沙的民主之路,在士绅与政权的双簧之间进展,有人为此付出生命,有人因此坐享其成。
叩响铁门之城
    长沙城的新格局,大多是在戊戌年间形成的。在此之前,这里一度被传教士马绍尔·布鲁卜(Marshall Broomball)比作《圣经·创世记》里的“铁门之城”伊塔(Edom)。耶稣会的事业在湖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刚刚竖立起来的十字架很快就会被官府带动的群众推倒,教堂付之一炬。传教士们不能理解何以湖南的信仰会如此滴水不漏,而即便是中国的新派人物,对湖南也存在同样的困惑。这片地域聚集着中国最保守的势力,牢不可摧。
台湾学者张朋园描述那时的长沙说:“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的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1860-1894),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甚至任何与西方有关联的人,都可能招致长沙人的怒火。在《伦敦巴黎日记》中,清朝首任驻英使臣郭嵩焘就无奈地描述过自己衣锦还乡时遭遇的尴尬。满城贴满了咒骂他勾结洋人的标语,长沙的官绅不许他坐轮船进人湘江,甚至敢于对这位从京城回来的朝廷大员“傲不为礼。”
    1895年,甲午战败,举国悲愤,当各省仍迷失在《马关条约》的悲愤之中,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痛下决心,整顿湖南吏治,刚一上任,就查办了治下二十余名官吏,以正视听。随即,他联合当地士绅,发展实业,锐意革新,开发这块内陆的省份。
长沙一时人才济济。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放弃吏部主事之职,回长沙辅佐新政。回国不久的黄遵宪也赶到长沙,出任湖南按察使。本地的老一辈士绅更纷纷表态,支持兴办洋务,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身先士卒,不仅领衔奏请创办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公司,兴办湖南矿务局,创办湘轮,兴办时务学堂等多个实业和教育项目,还亲自改革岳麓书院课程,增加算学、译书。陈宝箴随即频繁地向湖南籍的青年才俊发出邀请,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纷纷应邀襄助。最轰动的一次挖人事件发生在1897年,《时务报》两大主笔梁启超和李维格被谭嗣同、熊希龄软磨硬泡,从上海请到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熊希龄在给《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的信中表明了长沙全力一搏的态度:“龄等非敢攘夺,实以湘中风气初开,各省皆无与比……弟等久知延请卓如将为天下之所侧目,然欲办成此志此局,又非大有气魄之人不足以举重也。”
这次从长沙发源的改革潮流,似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短短几年间,长沙便拥有了时务学堂,名为学会、实则议会的南学会,不缠足会。《湘报》更开长沙报业先河,被称为全国报业“巨擎”,言辞之激烈甚至远胜《时务报》和《知新报》。铁路的价值也被意识到,粤汉铁路原本取道江西,在官绅的一再努力下,铁轨最终铺向湖南。长沙还设立了保卫局,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警察制度,实现地方自治,黄遵宪亲自制订《湖南保卫局章程》,“分官权于民,培养绅民的自治能力”。湖南的实业也在此时发展起来,新长沙的格局开始成型,从一座封闭的内陆城垣,演化为具备现代特征的新城。
长沙转变之决令全国措手不及。上海的《申报》还在撰文批评湖南“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若也”。不久,天津的《国闻报》就惊喜地发现,湖南“素称守旧,而近日丕变之急,冠于行省”。
这是一群被压抑了太久的年轻人,尤其是谭嗣同。他自幼任侠,去甘肃探望父亲时,他拒绝观赏美女歌舞,“独出驰生马,走山谷中,遇西北风作。沙石击面如中弩,而嗣同不顾,臂膺弯弓,从百十健儿,大呼驰疾,争先逐猛兽。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黄羊血,杂血而咽,拨琵琶引吭歌秦腔,欢呼达旦”。21岁时,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就在政论文《治言》中颇具预言性地将历史断为三代,所谓“天之三变也”。第一代是“道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秦而一变”,第二代是“法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今而一变”,现在则是“市道之世”。尽管如此,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整个青年时代却一直被科举压抑,尽管对考试深恶痛绝,从20岁到30岁,他还是慑于父威,一直辗转水陆,在湖南、甘肃、湖北之间往复奔波,疲于应考,甚至自嘲,十年间的科考之路,足以“绕地球一周”。
湖南新政给了这些年轻人难得的机会,也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过于激进的主张使他们开始处处碰壁,连最初热心实业的老一代乡绅王先谦、叶德辉最终也勃然大怒,反戈一击。民间开始流传开一副对联:“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上联讽熊希龄,取“熊”字足下四点,下联讽陈宝箴,取“陈”字“耳”旁。“老士绅甚至联名要驱逐梁启超、唐才常和熊希龄。
不久,梁启超以生病为由离开长沙,光绪帝又先后诏令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进京,长沙新政正在谋划新一轮洗牌,在遥远的京都,百日维新的悲剧已经发生。随着“六君子”被杀,大批官员被迫害、革职,湖南新政旋即土崩瓦解。
尽管只在长沙待了半年,戊戌年的幸存者梁启超还是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异样的情感。许多年后,梁启超重回时务学堂故地,当年与他一道并肩作战的年轻人已经一个个为了理想殉难,梁启超在早逝的学生蔡锷住过的宿舍前徘徊良久,泣不成声。“予在时务学堂虽仅半年,所得高材生甚多,自我亡命赴日,一班四十人有十一人随我俱去,后唐先生才常在汉口实行革命,十一人中死难八人! ”仅仅数年间,长沙就从锐意变革的中心变成漫山遍野的坟茔。
夜与昼
   
1910年,长沙仍在沉默中悄然变化,与接踵而至的政治游戏相比,新的希望在萌生,毕竟,谁也没有权利因为绝望而放弃明天。
这一年,釉下五彩瓷器在“武汉劝业奖进会”和江宁(南京)“南洋劝业会”上接连夺金,湘瓷开始赢得全国声誉。不久以后,它还将迎来新的捷报,斩获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和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的金牌。这些成绩正是熊希龄的功劳。他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修造窑场,进行机械制瓷,釉下五彩瓷器正是窑场小试牛刀的产品。
十几年前新政时期发展起来的实业,戊戌事败之后,就被搁置多年,进展缓慢。1904年长沙开埠,大量洋货在城中倾销,终于刺激了商绅的自强之心。在这座内陆城市里,现代化开始涌动。长沙人对于洋人的敌对态度,终于发生了些许动摇,1906年,耶鲁大学雅礼协会与湖南省政府联合创办湘雅医院,成为中国最早的西式医院之,1909年,陈文玮、李达璋、饶祖荣重振电灯公司,奏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归本省绅商自办。外商不得仿设”,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发电,在全城安装电灯。1910年,长沙全城已安装好电话,湖南工业总会成立,形成了瓷业、铁路、矿山、航运四大实业格局。与此同时,大批回乡的士绅和留学生也开始兴办教育,1910年之前,湖南境内已经有47所中学,位居全国第二。
再度出山的熊希龄却并不知道,1910年不是他的归宿,他的人生还将遭遇更多变局,他最终没能在实业家的道路上走到底,成为湖南的张謇。一年后的辛亥革命将再度把他被推向政界,他甚至还将出任民国内阁总理,组织被寄予厚望的“第一流人才内阁”。而即便在这个位置上,他依然无从实现拯救国民的理想,他将在身退后全心投身慈善,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寻找新的出路。1910年之于熊希龄,只是一次再度起程,他将用他的才华粉饰长沙的迷梦。历史又戏剧性地过渡到一个悲喜交集的年代,似乎有许多新的希望都在争先露出端倪,又似乎有更多的绝望在黑夜里暗自滋长。
革命的前夜
长沙城中并不太平,1910年,天灾逐着人祸。湖南省财政赤字高达600多万,境内更是水灾不断,官绅趁机囤积粮食,粮价飞涨。湖南巡抚岑春蓂不仅不采取举措,开仓济民,反而将粮食运到外地牟取暴利。4月11日,挑水工黄贵荪用全部工钱还换不到一升大米,一家四口投河自尽。长沙城内群情激愤,民众拥上街头,放火烧粮,焚烧衙门和各国洋行、教堂。岑春蓂下令军队扫射,更加引起公愤。
短暂的骚乱并不能影响城市的大局,士绅家中依旧夜夜笙歌。一天夜里,巡夜者抓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身藏兵器,送到官府后,叶德辉写信保释,那人竟是他的家班的戏子。
抢米风潮最终还是平息下去,士绅们成了替罪羊。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被革去功名。民众们纷纷回家,故事却才刚刚开始。新成立的湖南谘议局针对抢米风潮,召开年会,要求政府筹集资金、安顿灾民,同时弹劾了几名贪赃枉法的基层官员。议长谭延闿致电军机处,为王先谦、叶德辉等士绅鸣不平,同时要求惩办罪魁祸首岑春蓂。这个不情之请激怒了军机大臣,遭到批驳后,谭延闿再次上书抗争。长沙与北京开始积累起矛盾。随后,新任巡抚杨文鼎为化解财政危机,上报朝廷,发行了120万地方公债。由于这个提案没有交给谘议局审核,谘议局马上联名质询,当军机大臣为杨文鼎辩护时,谘议局竟连军机大臣都参劾了,湖南谘议局对北京的发难,似乎隐隐又让人看到了12年前那个曾被屠刀血洗的长沙。
几个月后,清廷造出“皇族内阁”的闹剧,各省谘议局进京,谭延闿将被各省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两上奏折,要求朝廷重选内阁,遭到‘上谕”严辞斥责之后,湖南省谘议局一怒之下,联合各省,发出《宣告全国书》,直斥“预备立宪”“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还在《通告各团体书》中对‘上谕”逐条驳斥,史无前例。” 这些努力只是晚清政治剧中的几段插曲,真正将在未来主宰这个国家的力量尚未成型。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和暴力革命的接连惨败,英雄们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从维新到革命,两条路似乎都已走到尽头,过往十数年英雄辈出,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为这个凋敝的国家开出一方良药。人们束手无策,却又一个个都急不可待,摩拳擦掌,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想象中国,他们为此决不惮于听信任何人的鼓惑,只要那鼓惑足够有力,足够耐人寻味,他们都愿意为此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未来的生活。
1910年,革命的前夜,却没有人能预感到革命的到来。遥远的紫禁城中,帝王依然安稳度日,帝国腹背受敌,或许一朝倾覆,或许溥仪马上就会沦为评书里的汉献帝,要看董卓、曹操、曹王们的脸色度日。或许,不久又会有新帝登基,改朝换代,四分五裂的国家将重拾旧日的荣耀。然而,即便是最负盛名的占星家,也无从预测,两千年帝制即将终结,所有的预言都将破产。
这是一个过于偏激亢奋的年代,又是一个看起来十分沉静的年代。生活在大时代动荡中的人们,正如陷人龙卷风中间,外面地动山摇,内部却最为平静,只在一场梦与另一场的交替之间,已然身处异地,物是人非。
所以,1910年的长沙,人潮很快也会散去,街市依然繁华,似乎没有什么能真正撼动这座城市,更无损于既有的制度。它曾蓄积起来的骇人能量,正在迅速地冷却,回归平静。那些曾掀起滔天狂澜的人们,要么断头,要么蛰伏,要么离开,如同四散在荒野中的星火,转瞬便可能被黑夜吞噬。蔡锷远在广西,出任广西讲武堂监督、广西混成协协统。黄兴则在更遥远的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等待着与孙中山会晤,谋划来年广州黄花岗的起义,两年前,他拒绝了慈禧太后以两湖总督为筹码的招安,也因此不得不继续流亡的生涯。大厦将倾,棋局未定,没有人知道,谁还能在这个凋敝的时代再度出手,力挽狂澜。
只有学堂里那些激进而又籍籍无名的年轻教师们,还会偶尔向学生们讲起过往十余年的风云往事。那时坐在台下听讲的,有十几岁的匡互生、萧子升、蔡和森和毛泽东。杨毓麟的“新湖南”的构想,深深地影响着这些天真的年轻人,毛泽东甚至一度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云集于长沙的下一代人,将用怎样的方式纪念戊戌年以来的流血故事?这关系着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
未来尚未发生
   
1910年,更年轻的匡互生和毛泽东还在学堂里攻读古文。这一年,19岁的匡互生考人邵阳驻省宝庆中学堂,来到长沙。这个自幼体弱多病的孩子,已经通过多年的习武变得身强力壮,他偶尔会向同学们炫耀他惊人的臂力,他能徒手把弯曲的铁门扣直。只不过现在,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一年后,他将亲历长沙的辛亥革命,追随老师攻打巡抚衙门,驻守长沙小西门。随后,他将在课堂命题作文《时事感言》中怒斥新任湖南督军汤芗铭,引起全校师生的共鸣,并因此导致老师李洞天被杀,校长被判入狱十年。九年后,他将攀上曹汝霖的宅院,火烧赵家楼,点起“五四”的第一把火。他还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创办丽达学园,影响更多迷惘中的年轻人。
至于17岁的毛泽东,还仍是一个旧式教育浸淫的学生。他还热衷于读“四书五经”,章回体小说,“信神拜佛”,“很相信孔夫子”,和那个时代所有的湖南学子一样,对同乡曾国藩敬佩得五体投地。这一年,他刚刚离开故乡韶山,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不过,这个备受歧视的乡下孩子在入学考试中初试锋芒便技惊四座,在这首七言古诗中,毛泽东以青蛙自喻:“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校长李元甫读罢惊呆。
这只是李元甫一相情愿而已,没有人相信这个年轻人究竟能在未来掀起多少波澜。毕竟,在过去十余年的乱世里,已经有无数被预言为绝世雄才的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年轻人又能承担多少期望的负荷,这个狂躁的时代是否有耐心等待他“先开口”?他最终能影响湖南,还是影响中国?均未可知。
  在学校里,毛泽东才开始接触西学。他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读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他们的观点几乎颠覆了毛泽东过去十几年接受的一切教育。在兴奋与仿徨之中,毛泽东百无聊赖地与萧子升进行着对诗联句的游戏。他在这种如混凝土般封闭而又如岩浆般活跃的环境中,继续消耗着自己过于旺盛的生命力。他们频繁地结伴做漫长的徒步旅行,淳朴的湖南农民会为他们提供干粮和住宿,如在野外,他们则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大被同眠”。他还没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他甚至还固守着那个天真的梦——约一二同道,到岳麓山下开垦一块地,半耕半读,建立一个小小的理想国。这种又像桃花源又像巴黎公社的生活,就是毛泽东对于未来想象的极限。
他不知道,不久,萧子升和他就将先后考入省立第一师范,投人杨昌济门下,结识蔡和森,成“湘江三友”,还将共同创办新民学会,筹备赴法国勤工俭学;更不知道,他们将因信仰的分歧而最终反目,许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个旧友时,竟会用一个路人般的按语—“有一个名喊萧瑜的学生”。然后,几乎他所有的朋友也终将逐一离他而去,如同谭嗣同、唐才常们逐一离开熊希龄一样。只不过,在熊希龄的时代,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而在毛泽东的时代,他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有无数种主义可以信奉,无数条道路可以筛选,而生死也变得更加无常。这使得他们可以共患难,却注定不能拥有共同的明天。然后,当这个农民的儿子将离开长沙,独自去到更广阔的地方,更加远离自己最初的梦想。他以为可以像小时候牵着高大的耕牛一样,牵引着一个大时代走过中国的大地,最终却终要被那时代拖拽推搡。那时代就像一窖过于浓厉的烈酒,远远超出他的意料,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拖进去,充当了药引子。
此时,未来尚未发生。1910年的毛泽东只是那个时代无数迷惘的年轻人之一,他不知道自己的前方在哪里,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未来,这个国家真的竟会落入他之手,他将比曾国藩和蒋介石更有实力,他会比之前他所膜拜的那些人更强烈地影响这个国家,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是如此。二十多年后,他甚至将不可一世地评点历代名君,调侃他们“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将把现在的他反衬得无比生动。
长沙的时钟
一百年后,长沙已经找不到1910年的痕迹。长沙的时钟似乎径直拨过慷慨悲歌的1898年,以及平静中暗伏杀机的1910年,缓缓地停留在1920年以后的刻度上。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曾在《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中写道:“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非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然而,这座英雄辈出、显赫一时的城市,还是变成了一个人的城市。长沙幸存的老建筑不多。1938年,日军南下,临湘、岳阳失守,直逼长沙。国民政府奉行焦土抗战,全城几乎都毁于文夕大火。在这座被重建的城市里,湘江两岸,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越来越多。
在夜里,长沙将彻底换一张面孔,如同它在历史中的屡次骤变。密布在路两侧的歌厅和酒吧,将硬生生撕开许多条马路。各色夜灯将城市割裂为五光十色的碎片,各种风格、曲调的迪斯科音乐将攻陷整座城市,在这个超女横行的城市里,人们都将涌人室内,歌舞、狂欢、娱乐,极富创意地篡改周杰伦的歌谣:“我使用避孕套,哼哼哈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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