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Discuz! Board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今日 : 0|主题 : 16|排名 : 25 
查看: 1524|回复: 0

蔡锷:死得其时的政治正确人物 | 阿姨

发表于 2016-5-30 22:57:51 | 15240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复制链接]

14

主题

14

帖子

52

积分

版主

Rank: 7Rank: 7Rank: 7

积分
52
发表于 2016-5-30 22:57: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蔡艮寅(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邵阳市)人)十五岁入时务学堂(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立案、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在长沙创办的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熊希龄担任校长,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是魏源的同乡、梁启超的嫡系弟子。学堂的创始人是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陈寅恪的祖父,1895-1898年间任湖南巡抚,锐意革新,兴利除弊。戊戌政变后被罢黜,永不叙用)的儿子陈三立(1853-1937,陈寅恪的父亲,清末诗坛领袖,早年辅助其父在湖南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一同被革职。著有《散原精舍诗文集》),谭嗣同和著名诗人黄遵宪(公度)(1848-1905,晚清诗人、外交家,1895年任湖南按察使,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参与维新活动)也捐款支持。他当时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带着几百文制钱,从老家邵阳步行三百里,赶到长沙。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公羊学(清代公羊学以《公羊传》“微言大义”说经,议论时政。清代学人中如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皆属于公羊学者)和世界时事政治。他在《湘报》(由熊希龄等召集士绅捐款、陈宝箴批准拨官款津贴创办,1898年3月7日创刊,同年10月10日终刊)发表的文章具有明显的投射性质,与其说是在谴责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不如说在暗示清政府会因为类似的政策而落到悲惨的下场(蔡锷为《湘报》写了《<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都是借古喻今、针砭时政的激进文字)。梁启超去北京的时候,他入上海的南洋公学(与京师大学堂属同时期的近代新式高校,于光绪廿二年(1896年)由盛宣怀创建于上海,是交通大学沪校前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资助有才能的新派青年赴日本留学,其中包括他。他离境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但袁世凯的捐赠仍然有效。梁启超几乎同时来到日本,创办了《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旬刊),为失败的事业辩护。蔡艮寅在大同高等学校(日本私立高等学校,位于名古屋市爱知县)攻读政治哲学,经常给老师投稿。唐才常(1867-1900,时务学堂创始人之一,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1900年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南方成立新政府并北上救出光绪帝,计划泄露,被张之洞逮捕斩首)组织自立军,邀请他参加,不旋踵而败。他为了避人耳目,改名蔡锷,返回日本。这种做法居然能够生效,可见当时法网之疏。《瀛海纵谈》和《译书附录》这两个专栏(《清议报》下属的两个专栏,蔡锷担任主笔,先后发表时评、政论等40余篇)主要是他的作品,内容和态度更接近革命党、而非立宪派,如果不考虑高呼口号一样单调的文笔,很容易被人误会成汪兆铭的早期作品。他交替攻击列强和清廷,认为两者都是中国的侵略者。他的诗歌非常糟糕,完全可以放在蒋介石名下。下面这两首《杂感》就是他在东京时期的杰作:

“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

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时务学堂总理及教习合影,自左至右: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孙文与逃脱的自立军领导人在日本合照(左二唐才质、右二秦力山、右一沈翔云)

rrrrr自立军的失败对他刺激很大,促使他改投成城学校(设立于1900年,1903年改名振武学校,是当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蔡锷、陈独秀、唐继尧、孙传芳、阎锡山、蒋介石、杨宇霆、何应钦等人都曾在此就读)。该校是类似讲武堂的军事预备学校。吴天任(1916-1992,文史学者、诗人)《蔡松坡将军年谱》说:“(庚子)汉口事败(指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公痛悼师友殉难,乃重返日本横滨,更名锷,以示投笔从戎决心。” 这个名字出自张衡《西京赋》的“锷锷列列”和《汉书•萧望之传》的“底厉锋锷”(《昭明文选•西京赋》:“增桴重棼,锷锷列列。”李善注:“锷锷、列列,皆高貌。”《汉书•萧望之传》:“愿竭区区,底厉锋锷。”颜师古注:“锋,刃端也。锷,刃旁也。”)。他1903年毕业后,正式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于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开办,前身是1868年8月开办的“京都军校”,于1874年正式成立。该校在日本社会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其毕业生均是日本近代军队的骨干)。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占据了他大部分交际圈。其中包括黄兴和宋教仁,但几乎没有孙文的广东人集团。两湖江浙的革命党和广东的革命党无论理论上多么接近,在生活中仿佛水遇见油,基本上没法合作。《革命军》(邹容1903年自日本留学归国后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革命军》亦发表于此期)发表前,他参与了起草工作。日俄战争把军国主义变成了清国留学生的时尚,一度构成情怀的标志。梁启超看到日本妇女送丈夫上战场,以“祈战死”为荣,佩服得五体投地。蔡锷也写了一篇颂扬军国主义的文章,发表在《新民丛报》(由梁启超流亡日本时筹办,1902年2月8日在横滨出版)上面①。这篇文章跟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不知所云,除了作者的兴奋情绪以外,只有一连串铿锵有力的时髦口号。尚武精神到底是要培养美国式的民兵,可以在必要时抵抗专制统治者;还是普鲁士式的预备役军队,可以保卫统治者反对外敌?他自己似乎没有理清楚,或是觉得宜粗不宜细。他虽然是学政治哲学出身的人,但缺乏知识分子的敏锐头脑,富有朴实乡民的健全直觉。他很可能觉得:即使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也可以发挥传播组织能力和政治德性的作用,但没有办法用当时的流行词汇解释清楚。

1、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号上,蔡锷以“奋翮生”为笔名发表《军国民篇》:“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盖有坚壮不拔之体魄,而后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后能有鬼神莫测之智略,故能负重致远,而开拓世界也。以欧洲之民族观之,拉丁(法、西、意属之)不如条顿(英、德、美、比、荷属之),条顿不如斯拉夫(俄罗斯人属之)。……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


▋1904年江西材官队教练官林虎、赵世瑄、郭人漳、李君、汪律本、廖名缙、蔡锷

rrrrr蔡锷学成回国(1904),正好赶上各省大兴新政的时期。人才奇缺的结果,使大批怀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迅速掌握了最关键的位置。蔡锷应广西巡抚李经羲(1857-1925,李鸿章三弟李鹤章之子。1904年任广西巡抚,1909年任云贵总督,民国时被袁世凯邀请出山,短暂担任过国务总理)之邀,担任新军总教练,创建了桂林的陆军小学,自任总办(校长)。后来,李宗仁就是在这里毕业的。四川总督端方也想招徕他,提出更加优厚的条件,但他觉得巴蜀民风柔懦,贪图安逸,不足以有为,反而不如贫穷的广西,民风质朴刚健,可以建设东方普鲁士。1908年,他兼任广西兵备处总办和新军第一标标统。次年,他创办了龙州的讲武堂。1910年,他出任广西第一混成协协统。这时,他的官阶相当于辛亥前夜的黎元洪,但地位比黎元洪重要得多,因为广西新军几乎是他一手操办的。在此期间,广西革命党人一直在努力驱逐他。直接原因是他勇于任事,重用湖南同乡,引起了主客矛盾。如果李宗仁的说法正确,蔡锷当时推行某种类似新威权主义的思路,想借助清廷的力量推行新政,结果变成了原先同道的敌人。不过李宗仁并不是多么可靠的证人,而且他当时在学校里的地位甚低,只能得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这种说法将泛革命派和泛立宪派的党性估计得太高了,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北伐以后的党派想象的。两湖、江浙、广东的革命党一向彼此看不顺眼,没有理由认为广西例外。这些人的驱蔡活动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也很难说,因为他们从1908年一直折腾到1910年,似乎并没有改变蔡锷的建军部署。1911年,蔡锷平级调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并不是广西地方人士的活动所致,而是李经羲在前一年调任云贵总督的结果。从蔡锷致曾叔式(广西警察学堂总办,与蔡锷、谭人凤均为好友)的信件看,总督曾多次热忱邀请。蔡锷最初担心云南派系林立、建军仓促,事情可能不太好办,犹豫了很久,可见在他心目中,广西的驱蔡活动还属于比较好办的事情。至少,北京的中央政府和总督站在他一边。李经羲下车伊始,就开始如法炮制地兴办云南陆军。同盟会的李根源(1879-1965, 同盟会元老,曾担任云南日本留学生同乡会会长。1909年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1911年10月30日,参与发动重九起义。黎元洪法统重光时,他曾署理国务总理)这时依靠同乡会和哥老会(即袍哥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结社,清末以后成为半公开的组织,在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的活动,在讲武堂(注意此处的讲武堂是指昆明讲武堂,并非前文提到蔡锷创办的龙州讲武堂。昆明讲武堂为李经羲于1909年创立,首任学堂总监督为李根源)的学生当中积极鼓吹大汉主义。总督想到蔡锷的能力和成绩,想把他调过来,分散土著军官团的势力,本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从辛亥以后的情况看,蔡锷对李经羲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如果假定他们两人在1911年本有合作的默契,反而更为合理。


蔡锷


▋重九起义时的昆明“护国门”

rrrrr重九起义(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云南后,1911年10月30日,李根源、蔡锷、唐継尧等革命派军人发动的起义。起义成功后,“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戴为云南都督)爆发时,李根源率领讲武堂的学生攻城。李经羲命令蔡锷出兵弹压,可见在他心目中,蔡锷不是革命党的人。蔡锷闻讯,率领罗佩金(1878-1922,同盟会员,滇军将领。护国战争时任护国军第1军总参谋长,辅佐第1军司令蔡锷出击四川。蔡锷死后任四川督军,与四川省长戴戡、川军刘存厚部展开三方斗争,失败后一度引退。云南顾品珍发动兵变驱逐唐继尧后,应顾之邀出任迤南巡阅使。唐继尧军回到云南打败顾品珍后,将罗逮捕并处决)、唐继尧(1883-1927,同盟会员,滇军创始人与领导者,蔡锷入京后,继任云南都督,1915年12月与蔡锷联合宣布云南独立,并发起护国战争)攻占军械局,结束了这场战斗。重九起义属于东林党一类最难考证的题材,因为材料太多了。所有人都在写回忆录,试图将功劳归给自己喜欢的角色,同时论证自己讨厌的角色其实在拖后腿。唐继尧引起了最多的争论,也就是说蔡锷的真正角色其实颇有奥秘,因为唐继尧当时是蔡锷的死党,拥唐反唐其实就是拥蔡反蔡。蔡锷功高而早死,又没有得罪后来的各党派,因此变成了不能攻击的政治正确人物,连姜文的电影都要攀附他。如果他当时的举动令某些人不满,肯定都要算在唐继尧头上。唐继尧的颂词是:他是唯一参加了革命党所有秘密会议的军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扭转战局的作用;他的贬词是:他反对积极起义的下级军官,后来又积极镇压同盟会和激进派。蔡锷是公推的临时总司令,却没有参加最初的密谋,所有人都不提他对拖延还是提前起义的意见,仿佛他是另一个黎元洪。这跟蔡锷英明果断的性格完全不符,所以其中必有文章。蔡都督可以证实的行径如下。第一,他不仅礼送老上司李经羲去香港,允许前总督带走四万两白银的家产和关防大印,还自己送了四千两银子的路费。第二,他将云南同盟会的领袖和军政部长李根源安置到参议长的虚职上,最后完全夺走了讲武堂前校长的兵权,这种事情的难度至少相当于广州国民政府罢免蒋介石。第三,他在革命后最初几年一直鼓吹中央集权,也就是反对新国民党和老朋友宋教仁的主张,支持老师梁启超和袁世凯。第四,他就任总督的第一批举措就包括委任学弟唐继尧为军务部次长,实际掌握兵权。这些迹象加在一起,暗示蔡锷可能不是革命的领袖,而是革命必须争取的领袖。也就是说:真正的革命者拥戴他为领袖,主要是为了防止他反对革命。他愿意把自己的威望借给革命党,就是帮了后者的大忙,但他不允许任何派系绑架自己,而要追求某种超党派的全民领袖地位。袁世凯后来未能在全国获得的地位,就是蔡锷已经在云南获得的地位。


▋纪念重九起义绘画:蔡锷将军


唐继尧

rrrrr辛亥以后,许多省份的有效治理完全崩溃。大多数省份由于扩军的缘故,财政急剧恶化。蔡锷主政的云南以治绩良好为全国艳称,很快就处在有力量向邻居和中央发声的有利地位。在人事方面,他不到一年就把同盟会和北洋留在云南的军官礼送出境了。在财政方面,他整顿锡矿和鸦片收入颇有成绩。云南在丧失了各省协饷以后,岁入反而增加了两百多万银子。不过这种成就也意味着放弃英国-清国联合禁烟计划,恢复李鸿章时代以增加岁入为核心的鸦片政策。贵州同盟会和哥老会采取了类似焦达峰(1887-1911,曾加入哥老会,后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与同为革命党人的陈作新率湖南新军最先响应武昌起义,攻占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被推举为都督,但仅10日后便与陈新作一同被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25混成协第50协第2营管带梅馨杀害)在湖南的政策②,导致了军官团的分裂和漫无边际的财政开支,引起士绅阶级(主要纳税人)的恐惧。他们害怕出现第二个王爷、大哥满天飞的太平天国政权,向资产阶级性格浓厚的云南军政府求援。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大举镇压会党和游兵,恢复了有产阶级的统治和他们喜欢的财政保守主义。这是辛亥以后第一次省际兼并,预示各省将会像独立国家一样行动。滇军在尝到这次胜利的滋味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服从任何中央政权的统治了。袁世凯的冒险和蔡锷的传奇给军官团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掩饰了他们的密谋活动比蔡锷和梁启超更早更重要的事实。

2、焦达峰革命成功数日后便派出援鄂军从长沙出发支援武昌,并扬言“湖南应当出兵20万,平定北方,夺取全国政权”,大大加重了军费开支;并且焦达峰、陈作新在任用人员方面也得罪了湖南土豪。以上两点引起了湖南士绅阶级对他的仇恨,某巨公出资五千银两收买梅馨,而梅馨本人也对焦、陈政策不满,最终导致焦、陈二人被杀。

rrrrr蔡锷首先加入统一共和党③,然后加入梁启超的进步党(1913年4月,共和党(黎元洪领导)、民主党(梁启超领导)、统一党(张謇领导)三党为进一步对抗国民党,于5月29日合并为为进步党,黎元洪为名义上的党魁,梁启超为实际领袖之一)。这两个党派存在的理由都是对抗国民党及其暴民政治,维护有产者喜爱的稳定、但不民主的建设型政府。如果袁世凯符合这样的标准,他们是不愿意为旧国会而反对中央的。国民党在旧国会的选举中获胜,主要归功于选民团的扩张,也就是财产资格的大幅度降低。如果谘议局(清朝末年立宪运动中,于1909年9月于各省成立的省级民意机构)的最低财产标准继续沿用,第一届国会的人选大概不会跟各省谘议局有多大差别。国会不能代表有产者,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多数派极力推动政府的破产,纳税人暗中唆使大总统独裁。在正常的宪制演变中,双方的角色本来应该正好相反。结果,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变得异常孤立。湖南虽然支持他们,英国领事仍然报告说:当地国民(当然是指士绅阶级)讨厌好战的革命军人,把北京政府当成了和平与秩序的化身。广东是国民党最可靠的基地,但省议会在陈炯明拔刀威胁的情况下,仍然不肯出钱。南京的商团倒是愿意出钱,目的却是想收买革命军离开。蔡锷在这场斗争中坚决支持袁世凯,毫不令人惊奇。他的性格和习惯都属于资产阶级一方,厌恶混乱和浪费。

3、统一共和党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政党,由共和统一会、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等联合而成。1912年4月11日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总务干事、常务干事、参议、特派交际员等,蔡锷担任总务干事(共5人)。本部初设南京,后迁至北京,在一些省份设有支部。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占有25个议席,仅次于中国同盟会、统一党而列第三位。1912年8月,蔡锷脱离该党,随后该党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组成国民党(是宋教仁建立的主张内阁制的民主政党,存在于1912年至1913年间,并非日后孙中山在苏俄支持下由中华革命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


▋1913年5月29日,进步党在北京磨盘院举行成立大会。此为“进步党成立会场外摄影”


▋1914年,进步党要人在北京合影。前排左起:蔡锷、王家襄、汤化龙、梁启超、林长民、陈敬第;后排左起:蹇念益、汤觉顿、籍忠寅、周大烈、陈国祥、黄远庸、黄群。

rrrrr梁启超觉得蔡锷有国务总理之才,能够为他的党派打开局面,劝他入京:“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计。”袁世凯希望裁抑北洋老将的跋扈,笼络新人。参谋总部的人事安排,多少含有集中兵权、统一军令的意义。参谋次长陈宦(1870-1939,一度被袁重用,但最后给袁反戈一击的关键人物。曾任云南新军协统兼云南陆军讲武堂堂长,1912年任北京政府参谋部参谋次长(参谋总长为黎元洪),掌握参谋部实权。1915年2月,被任命为毅威将军兼会办四川军务,率3个旅入四川。护国战争中与蔡锷秘密联络,1916年5月22日宣布四川独立)是蔡锷的朋友,也在为他游说。蔡锷本人志向甚大,不能久居僻远。他顺应民初“本省人治理本省”的原则,培养唐继尧,就是准备接替自己。滇军诸将在北京和日本都有代理人机构,隐然为蔡锷后盾。然而,梁启超和陈宦的希望都落空了。袁世凯虽然厚礼相待,却不肯将要职交给梁系的人马。熊希龄(1870-1937,维新变法时担任湖南时务学堂创立时校长,1912年成为统一党、共和党党员。1913年成为进步党名誉理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拉拢进步党人,熊希龄获邀担任总理兼财长,组建“名流内阁”,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林兼工商总长。但次年2月即被迫卸任)内阁倒台后,进步党面临鸟尽弓藏的未来。粤系和筹安会(1915年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成立的“学理探讨”团体,支持实行君主立宪)同时排挤进步党和交通系④,用政事堂(1914年,袁世凯为加强自身权力,将国务院改为政事堂,设国务卿、左右丞各1人,参议7人,各局局长5人,所长1人。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成为总统府的办事机构。洪宪帝制失败后,政事堂被废)取代公府秘书机构,将帝制视为恢复文官统治的途径。交通系和北洋老将则形成了财政和军事相互支持的默契。蔡锷如果能够主持参谋总部,为滇军少壮派取代北洋宿将打开道路,滇军很可能支持袁世凯进一步强化集权,然而蔡锷只得到了经界局的虚衔(1914年12月,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各方都在焦急地等待信号,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于1915年8月20日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的长篇文章,批驳筹安会及袁世凯的称帝企图。此文一出即引起全国各界强烈反响,《申报》、《时报》等迅速转载,全国反袁运动达到一个高潮)就是这个信号。蔡锷自越南入滇,梁启超在上海游说冯国璋(二次革命后,冯国璋坐镇南京,而袁世凯逐渐疏远北洋老将,培植新人,袁冯开始离心离德)。滇军等到冯国璋幕府发出赞同起兵的“华密”电文,才正式宣布独立。所以护国军一开始就清楚,袁世凯没有镇压的能力。

4、此处指旧交通系。交通系可上溯到盛宣怀主持晚清航运、邮政、电报、铁路的前交通系,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梁士诒督办五路开创旧交通系,到曹汝霖接过派系大旗凝结新交通系,直至1927年北京政府覆灭,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旧交通系控制着国家重要经济命脉,是袁世凯政府的支柱之一。在袁世凯心腹、被称为“二总统”的梁士诒多年培植下,势力达到极盛,周自齐、叶恭绰、朱启钤、汪有龄等均为重要成员。


▋1915年10月,蔡锷(中)与友人戴戡(左)、陈国祥(右)在天津密谋讨袁时合影


▋1915年护国军出征前夕,部分护国军将领合影。左起: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第一军参议殷承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

rrrrr护国战争基本上是一场政治战争。陈宦和刘存厚(1885-1960,川军将领,护国战争爆发后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发布讨伐袁世凯宣言,并支援了蔡锷。蔡锷死后,与四川督军罗佩金、四川省长戴戡展开了三方斗争,1917年7月在斗争中取胜,同年12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都是蔡锷的老朋友,叙府和泸州的战争大部分只存在于纸面上。列强拒绝承认帝制,当然不会再次勉强银行团筹集有去无回的国际维稳贷款。交通系不肯为帝制筹款,却愿意为帝制的撤销筹款。蔡锷在泸州的主要敌人其实是结核病,由于各方都怀疑他其实是政治病,结果耽误了治疗。袁世凯去世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逝世,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29日黎元洪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把川滇黔三军都交给他。梁启超则希望他在西南为进步党声援,但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川军不高兴滇军分享他们的财富,滇军则不愿意放弃战利品。蔡锷的处置方法只相当于临时停战,给各军划定防区,希望他们守在自己的领地内。后来,这种制度构成了四川长期内战的根源。无论如何,蔡锷已经没有精力和机会从容部署了。他前往日本治病,在那里去世。他刚刚离开,川军立刻就开始攻击罗佩金的滇军。从他们的角度看,国体不国体只是空话,滇军才是侵略者,解放战争的意义就是将本地的税收留给本地的军队。其实,这种看法倒是比较接近美国独立战争的宗旨。


▋蔡锷全家福,1915年摄于北京。居中者蔡锷,怀抱长子蔡端生。左侧为如夫人潘蕙英,怀抱三女蔡淑莲。右侧为夫人刘侠贞,怀抱四小女。前排为长女蔡铸莲、次女蔡福莲。

rrrrr蔡锷的军事能力应该相当出色,据说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成绩是第五名(蒋百里(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民国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陆军上将,著有《国防论》。他终身没有指挥过一次实战)拿过第一名)。在那里,大多数中国学生没能毕业。然而,他的实战机会并不比蒋百里多多少。他显然是一位杰出的行政家,但政治家的成就大部分是梁启超宣传的结果。小凤仙(1900-1954,民国名妓)传奇⑤一开始是梁启超掩人耳目的手段,后来又增加了无数好事者的发明,将蔡锷侧室潘蕙英(1894-1956,蔡锷夫人,云南人,出生于士绅之家。年幼时进入女子私塾,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稍长后又接受西式教育。聪慧好学,容貌秀美。19岁时和云南都督蔡锷结婚。育有两子一女。长子蔡端,次子蔡永宁,女儿蔡淑莲)的配合移到更有戏剧性的角色头上。蔡锷的声望大部分要感谢他的早逝,否则罗佩金的命运就预示了他本来逃不了的磨难。即使他的能力大大超过罗佩金,湖南人在四川人和云南人之间也是注定左右不逢源的。在这方面,他有点像宋教仁。长寿的下场就是沦为失败者,或是不得不为成功而不择手段。

5、小凤仙与蔡锷之间流传着许多不实的传言。如:“在袁世凯称帝前夕,小凤仙助蔡锷逃离北平”,实际协助者为蔡锷侧室潘蕙英。小凤仙本人既不知情,也未参与蔡锷逃走之事;1916年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后,各种报刊随即刊登了一些托名小凤仙的挽联、悼文,实际上都是各地好事者所撰写,与小凤仙本人并无关系。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0条回复
跳转到指定楼层

发表回复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