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 发表于 2016-8-30 07:49:19

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在远东的崩溃(上)

内容简介:“英国统治的和平”在欧洲体现为自由主义,在海外体现为殖民主义。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文明价值的意义上基本同构,其表面上的差异只是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的自然落差。内部无产者(缺乏德性的欧洲普罗大众)和外部无产者(没有自治能力的亚非美澳蛮夷)构成虚拟公学的“未成年人”,他们的良好行为离不开欧洲(尤其是英国)有产阶级(“成年人”)的课业。绅士的德性既体现于阶级团体内部的自治能力,又体现于导师、代理人和托管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世界秩序在其发源地遭到削弱后,远东的免疫保护期相应地结束。二十世纪的东亚离开了“拉美化”的轨迹,转入“苏联化”的轨迹。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场震荡造成的后果之中。 我把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东西在欧洲的核心区是可以分开讨论而不至于明显影响结论本身的,但是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在远东,这二者有结构上的合一性。而且可能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间,这二者的内在同构性还需要更多的重视,要不然以后许多东西,在历史的背景中是会解释不清楚的。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就是说,撇开理论上、政治学意义上、或者是宪法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谈,我谈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它的起源是很明确的,它是来自于欧洲封建后封建主义的各等级共治体系。所谓“不纳税就没有代表权”这一口号,是一个典型的有产阶级的口号。因为有产阶级负责去承担共同体的财政责任,而贵族负责承担军事责任。封建主义的宪法原则不是人民统治,而是各等级分享权力。各等级分享权力当然就是,参加的单位是等级团体、职业团体、自治市政或者是其他法人团体本身。像现在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还有香港,非常典型的属于工人团体制度,有一部分就是这种中世纪政治传统的残余。这个政治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本身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在香港残存的部分反而比欧洲大多数国家还要多一些。这实际上是近代大众民主产生以前的各等级制度留下的一份残余。 自由主义为什么和殖民主义有同构性?因为自由主义既然它的起源是平衡,起源于有产阶级和国会政治的合一性。那它就要涉及到阶级分权的问题,它必定要面临一个无产者问题。国会政治要有效的展开,前提条件就是,纳税人和选民团具有同一性,这就无形中把财产比较少的那一部分、或者是完全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排斥在外。在欧洲内部,这个是涉及了1832年以后历次选举权之争和国会改革。这些选举权之争和国会改革,有各种细节上的理由,但是,如果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来描绘的话,那它就是:旧的封建主义的各等级共治体系向现代的大众民主体系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局部过渡现象。在欧洲以外呢,有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形成的小选民团,和全体居民这个大团体不能重合的问题,体现为殖民主义。在欧洲就是说是,尽管居民,比如说英格兰王国的居民有这么多,但是其中只有财产超过一定额度的人,才有选举权。无产阶级尽管是居民,但是不是选举团的成员,他们不能参加议会选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在共同体之内。居民和共同体的概念不能等同。在远东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它体现于什么呢?就是说是,选民团和全体居民仍然不相同,但这一次,选民团和全体居民的差异最显眼的地方不在于财产差异,而在于种族差异。也就是说,往往,欧洲居民构成选民团,而远东的黄种人或者是非洲的黑人或者是其他的土族居民被排斥在选举团之外。 我们要注意,从法律上来讲,这不是种族主义。远东殖民地,或者是南非、罗得西亚其他这些殖民地实行的选举制度和政治制度,骨子里面讲,跟英国在1832年以前的政治制度是没有区别的,它都是有产者产生国会的一种体制。像上海的工部局,其实就是上海的市议会,它执行的就是纳税人选举的制度。原则上讲,我现在具体数据记不清了,但是反正是,每年纳地租超过一定现银数额的人,就可以参加选举,就是选民团的成员;如果纳税额少于它规定的这个限额,那你就不能参加选民团。这个选举制度当中,最初是,从形式上看,其实也是没有种族特征的。但是不可避免的,选举团的主要成员是欧洲来的商人。而大多数华人,无论是原先就在租界的少量华人,还是太平军战争以后移居到上海租界地的、占租界人数绝大多数的主流华人,他们都达不到这个财产标准。所以上海工部局那个体制非常精确的复制了从光荣革命以后,一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的英国的宪法体制。甚至在欧洲大陆乃至英国本身的宪法体制已经发生变化,严重的向大众民主方向偏移、而且不断偏移的情况下,工部局其实比本土更好的体现了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的宪法体制。 这就是所谓的礼失求诸野。照生态学的原则,可以说是,演化压力在中心地带最强,而在边缘地带最弱,所以比较古老的物种容易在边缘地带残留,像是澳洲的袋鼠或者是其他有袋类动物,在欧亚大陆已经不存在了,但在边缘地区还存在。而欧亚大陆和澳洲接通以后,中心地区的物种进入澳洲,而原来的物种就要面临灭绝的危险。实际上,你要是从大范围长时段来看的话,那么上海、香港、南非、罗得西亚,整个围绕欧洲的外圈,受殖民地影响、属于广义的殖民地或者准殖民地这个外圈,它体现的就是一个礼失求诸野的政治原理,它体现的是欧洲比较古老的政治制度。在欧洲自身向大众民主转型以后,这些制度显得比较特别了,但是其实它们比欧洲本身更符合欧洲的古老传统。 这个政治制度其实最初是全世界基本相同的。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最开始的时候跟上海1853年土地章程建立的上海自由市体制、跟南非和罗得西亚的自治领(Dominion)差别不大。它们后来的差别之所以很大,是因为殖民体系和土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不同性质的互动。在欧洲也有不同性质的互动,我们都知道,在英国,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互动就是产生了十九世纪一年几次的以扩大选举权和裁撤腐败选区为主要特点的议会改革,最终,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完全转型为普选制。在法国,则发生了一系列革命。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巴尔干国家,旧式的法团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残留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右派,仍然是相当坚持法团主义的原则,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逐步消失了。这个主要跟它们各地的地方性政策有关。 而在殖民地或者是外圈,我们可以把殖民主义看成是一种欧洲政治秩序输出的过程。在这个输出的最早阶段,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封建秩序,像所谓的马萨诸塞公司、东印度公司这些东西,它在法律地位上,跟中世纪的法团和自治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法团和自治城市本来也就是一个词。你想,伦敦市或者布里斯托尔市这样的组织,它也就是拿了国王一个特许权,我们有权自己选举自己的议会,自己办理自己的事务,然后就变成一个自由市。如果这样的结构放到东印度或者是西印度,那就变成了马萨诸塞公司、哈德逊湾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种东西,无论是公司或者是自治团体,无论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土地,它在原则上讲都是得到国王或者国会授权以后,其成员有权建立自治团体。自治团体的扩张是早期殖民主义的实质所在。本质上讲,是封建末期欧洲政治秩序向全世界扩张的一个过程。 扩张了以后,你就要面临着跟原有的政治势力相遇的过程。在北美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欧洲人建立的自治团体,跟印第安人原有的部落自治团体相遇。印第安人虽然有许多是进入文明以前的部落,但是这些部落是有政治自由的,它们可以组成易洛魁联盟(Iroquois)或者其他什么部落组织。而北美殖民者跟他们谈判和交涉的过程中,就像希腊人一样,把他们当成一个共和国或者联邦共和国来处理,跟他们交战或者是议和。这个相互交战和议和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培养了美国自己的自治团体。而南美的殖民者,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那些殖民者,他们面对的就是印加帝国或者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这样的,已经是管制非常严密的帝国。因此他们在征服这些帝国以后,也就自然而然的沿袭了原有帝国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在秘鲁。像秘鲁它的统治者——西班牙总督享有副国王的头衔,通过塞维利亚的西印度院管理这些地方,也就是沿袭了印加帝国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 可以说是征服印加这件事情,对于西班牙本身来说,是加强了西班牙在查理五世一朝已经开始露头的官僚化倾向:一方面,西班牙强大的君主开始在国内压制本国的自治市政和国会权力,最终,像法国一样,完全解散了国会,把自治市政的自治权剥夺到君主手里面;一方面,它又在西印度推行同样的制度。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相互策应,相互协同的过程。因为西印度的金钱,尽管不是西班牙王室的主要收入,但是对于西班牙王室摆脱自治市政的财政依赖是有一定帮助的。国王有了这笔钱以后,他对原有的自治市政、资产阶级给留下的钱就不会像原来那么看重了。而英国国王对伦敦市给留下的钱,那就是必须是非常看重,因为他缺乏这笔额外收入。反过来呢,国王在国内打败了本国的自治团体,也就加强了他对国外实行官僚管制的[力度]。结果就是,被征服者,被殖民的帝国的专制体制和征服者本身的绝对君主制,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 而北美的情况恰好相反。英格兰本身的以自治团体为核心的封建自由和印第安人原有的部落自由也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因为北美殖民者,即使能打败印第安人,他毕竟不可能像是在秘鲁那样,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管制,印第安人原来也没有那种机构,你也不可能形成这种管制。所以,这种不可能性,极大的保护了北美殖民地的传统自由,使它在十六、十七世纪,绝对主义国家在欧洲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在英格兰本土受绝对主义影响比较少,而北美殖民地受绝对主义影响更少。美洲独立战争,我想大家在这方面肯定早就听过很多这方面的论述,是一场保守主义革命,是反击欧洲绝对主义势力上升的一场革命,要求保守英格兰古老的、在绝对主义以前的那种传统自由。这其实是跟他们面临的殖民主义结构是有关系的。 但是在亚非,这种情况就不一样。亚非的土族,数目太多。不像印第安人那样,可以大致上忽略不计,建立起来的新殖民地主要是在欧洲人的国土,那么在欧洲人解决了他的财产权和选举权的问题以后,这些国家就自动的会像美国和加拿大一样,转变为类似欧洲的现代民主国家。但是在上海、香港,或者是在南非、罗得西亚这些地方,原有的黄种人和黑种人太多了。而且远东,这种情况尤其是,赤贫的土族人太多。远东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可以说是,早在海通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像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倾向,就是说是,高度劳动密集、极度穷困的穷苦人口是太多了。按照当时,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政治伦理来讲,这些人无论从教育文化角度来看,还是从财产的角度来看,都没有资格做一个合格的选民。把他们引入选民团,对议会政治的正常规范是一个严重的破坏。我们要注意,即使在欧洲,将无产者引入选民团也是一个波折非常大、困难非常大的过程,绝对不是没有流弊的。如果无产者选民团,甚至来自于异质文化,甚至不是本国人民和基督教徒,而是像现在这样,比如说是北非来的或者中东来的穆斯林,这样将来引起的问题还会更大。这个问题在欧洲目前也是刚刚开始,以后还会更严重。那么在远东,我们可以想想,在十九世纪和十九世纪后期,这种困难是大到不可克服的地步。 大概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国民政府企图收回上海租界的时候,为了讨论上海自由市的前途问题,曾经产生过许多种方案。其中有一份方案,因为我现在没有开电脑,所以没法说出具体的材料,但是大体上来讲,这种方案的制定者,就是上海的一个英国调查团,它的基本意见就是说:华人、黄种人不懂得怎么样运用代议制,如果我们把政权交还给华人手里面,那就意味着上海自由政体的灭亡。这个说法完全应验了。因为后来国民政府逐步侵蚀,最后在抗战后期取消了上海租界以后,表面上看,可以说是民族主义一个胜利,但是实际上,就是上海自由资本主义和自治政体的灭亡。 上海自由资本主义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有效运转?就是在欧洲人垄断政权,工部局绝大部分成员都是欧洲人的情况下。这个政权在少数欧洲人的主持之下,不仅保存了欧洲人的财产权利和自由贸易,而且也保证了租界华人,至少是华人商人的自由贸易和财产权,把上海变成了整个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上海的繁荣,以及它的法治和市政建设的基础,主要是在工部局的主持之下取得的。可以说是,少数欧洲有产阶级对政权垄断,并没有严重的损坏到当地华人的利益。但是在华人,或者说是南京的中央政权重新接管了以后,很快的,不仅是西方的商人站不住脚,很快就撤离了中国,即使是华人本身商人的利益也受到了很大侵害。可以说,撇开民族主义或者说种族主义的因素不谈,那么,国民政府对上海租界的接管等于是用中国古老的、历代王朝都已经熟悉了的那种官僚管制体系,重新取代了欧洲人带来、扎根了不到一百年的这种自治团体自我治理的体系。 我们要知道,照有些比较通俗的教科书的说法,说是上海或者是各地的外滩是英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英帝国主义者真要侵略你的话,把这些地方从大清的领土上划出去,是一点困难都没有的。实际上,这些地方的殖民者,跟北美殖民者是一样的,他们也是闯荡到远东的一些冒险家和商人,然后他们就想自己结社,按照他们在欧洲的政治习惯,我们自己结社管理自己,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一点不但没有受到大英帝国政府的鼓励,有的时候还受到大英帝国压制的。实际上他们跟大英帝国的关系,跟华盛顿将军和他的同僚跟大英帝国的关系差不多。他们很想从大英帝国的约束之下独立出来,但是没有这个力量。华盛顿将军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北美十三州的主要居民已经是欧洲移民的后代了,印第安人也有,但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在1853年和此后十几年要做的事情,跟华盛顿将军做的事情其实是差不多的。他很想把上海的欧洲人组织起来,建立一个自由市,然后把这个自由市脱离大清的管辖,建立一个自由共和国。但是当时英国的外交官对他这种做法很不感冒,一再的打压。 其实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时候,大清是处在一个最软弱无力的[时候],当时如果大英帝国当真支持在各口岸城市的外国人搞独立的话,大清不一定敢去镇压,也不一定镇压的下来。之所以这些城市最终没有独立,还是搞成一种租界的形式,其实主要是大英帝国,就像当年他们压着华盛顿不准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扩张一样,不准这些上海的殖民者自己扩张。后来罗得西亚的白人少数人搞单方面的独立不成功,其实也不是黑人游击队有能力把它打下来,也是因为英国的威尔逊政府和美国人联合制裁他们,强迫他们把政权开放给黑人。如果没有国际制裁的话,我估计南非搞一个白人共和国,长期垄断政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黑人的游击队估计也推翻不了他。他主要也是害怕国际制裁,才把政权移交给黑人的。远东在十九世纪这些租界地或者是一连串的外滩——因为上海、汉口、宁波这一些地方都被称为外滩,外滩就是口岸的意思——它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类似工部局的、由欧洲人居民组成的自治团体。也主要是受了殖民主义当局的压迫,而不是受了大清帝国的压迫,它才没有从此脱离出去。如果当时脱离出去了,那么这些地方,可以想象,现在就是新加坡这种样子。即使在英国人和殖民主义撤出以后,它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英国人留下的法制体系,仍然会变成世界上重要的城市共和国和重要的贸易港。 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走上这个道路,原因跟南非差不多,是因为土族问题。就是因为移入租界的华人实在是太多,而且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易洛魁联盟那样的印第安人的共和国,而是一个古老的、具有强有力的官僚专制主义传统的巨大帝国。而这个帝国即使在经过革命以后,实际上不但没有削弱,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官僚专制体系。近代以来,可以说是,北洋政府时期,是最尊重条约体系,也最接近西方自治团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是,政权掌握在军官团和士绅的手里面,基本上也形成了欧洲近代早期那种有产阶级垄断政权的局面。随着列宁主义的引入,等于说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用本来是外来的、共产国际发明的这一套强大的组织,重新强化了本来已经趋于软弱涣散的儒家的官僚体制,把本来已经快要死掉的儒家官僚体制又重新救活了,以列宁主义党国的形式,重建了一套比大清、大明的官僚体系更加严密、更加难以摧破的新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首先摧毁了内地各省原有的军绅政权和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然后在借助民族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撤退的过程中间,逐步摧毁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整个远东贸易的自由城市体系。在这个自由城市体系摧毁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用彻底的列宁主义体制取代了国民党那一套没有完整建立的列宁主义体系,最后建立了现在这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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