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 发表于 2016-8-29 06:44:48

文明世界与历史终结 | 诸夏

本帖最后由 出埃及 于 2016-8-29 06:59 编辑

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体系的来源——从已知文明的历史中,世界体系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例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或者是希腊各个城邦之间,也曾经有过某种相当于国际体系或者世界体系的东西。但是它们虽然也留了一些遗产给现代,但我们目前所在的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并不是由他们直接传下来的,而是由西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现在延伸的结果。所以我们追本溯源,讨论这个世界体系的来源,从根本上讲,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体系源于西欧封建的内外关系。在这个体系刚刚开始的时候,邦国的概念还不明确,邦国内部的限制和各邦之间的国际关系没有明确的区别。
例如英格兰国王或者法兰西国王或者神圣罗马皇帝,跟他们国内大贵族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说是王国宪法和帝国宪法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皇帝和日耳曼各邦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邦内部的关系,也可以说是诺曼底公爵、布列塔尼(或者其他)公爵和法兰西国王的关系,是法兰西王国宪法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诺曼底公国和英法两个王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区别是不明确的。从封建早期到近代的一个演变就是逐步的划清了邦国的边界。原先那些不明确的有一定暧昧性质的多重契约关系逐渐被划成两个范围。在边界以内的,我们就把他们称之为邦国的宪制,例如大宪章这样的,是英格兰国王和英格兰各个贵族之间的契约,因此我们认为它是英格兰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英格兰国王跟诺曼底公爵以及法兰西国王的关系,虽然过去也有一定的藩属关系,但是现在他们之间签订的契约,我们说它不是英格兰王国或是法兰西王国宪法的一部分,而是英法外交关系和欧洲国际体系的一部分。通过这种不断划定和整合的过程,就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着近代欧洲权力的扩张,逐步的冲击和替代全世界其他各地的相应的体系,最后终于演变成为整体性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经过欧洲各国的一个大体平衡状态,然后发动了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最后演变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我们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当中。所以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所谓现代化搞的比较好,因为什么原因?因为现代化就是英国定义的,英格兰的道路就是现代化的蓝本,所以当然可以说是英格兰现代化搞得比较好,因为定义就是根据它的历史路径来确认的。
如果我们可以假定一种不大可能发生的历史,假定是希腊人或者是中国古代的齐国或者楚国处在英国的地位上变成了全世界的领导国家,那么造成这样一个世界体系肯定会带上齐国或者楚国以及华夏文明的特点。这时候你肯定会说齐国或者楚国以及古代华夏文明的现代化是搞的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一个假定历史当中,现代化就是根据华夏文明的特点来限制去路的。当然这只是纯粹假定的,不可能是这种假定。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后,欧洲局部的国际体系逐步升级变成了全世界的世界体系,而随着德国、俄国、日本这些挑战者逐一失败,从外部和内部瓦解世界体系的斗争失败了,从反面加强了世界体系的广度和深度,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体系。
这个世界体系在扩大的过程中,出现了对世界体系的反动,这种东西称之为极端主义,极端主义的特点它一般是出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它既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又不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比如说像是19世纪德国和俄国的烧炭党和极端革命党人,他们首先创造了恐怖主义斗争方法,以及英国的爱尔兰人,然后是俄国的革命党人,从而产生了苏联对世界体系的挑战。接下来是在反殖斗争中出现的一些恐怖分子,在东方就是日本的挑战者和共产国际赞助中国,他们从不同程度上都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他们都有几个特点就是:
第一,他们挑战的动机都是对于西方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扩张表示不满,企图提出替代的解决方案。
第二,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提出的替代的解决方案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西方的。
因为极端主义的特点,他们的组织资源和思想资源,恰好是来自于他们企图反对的对象——像烧炭党人他们的恐怖主义理论实际上是来自于法兰西共和主义的理论。而俄国的恐怖主义则来自西欧已经很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基本上就不用说了,日本在民族国家里面也是向西方挑战的。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它反对的东西,恰如它自己。因为它自己就是把西方的组织模式和西方概念同时改革伊斯兰的结果。如果没有西方组织培养,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本·贝拉这种人对纳粹和苏联组织资源的吸取的话,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不可能产生。
伊斯兰极端主义表面上看是一个反对西方的东西,但它恰好是利用了西方的资源来反对西方。就好像说共产党如果不利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根本没办法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些东西。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也是这样的,它是利用西方的武器来反对西方。结果自己不可避免的陷入一种分裂状态。
从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革命者,到俄国的革命者,这样的全球性挑战,再到日本昭和帝国和中国这样局部的挑战者,每一次挑战世界体系扩张的企图都失败了,其结果是造成了世界的罗马化,将以西欧各国势均力敌为一个多国的希腊化的体系,变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罗马式独大的帝国体系。
现在的极端主义基本上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候不一样了,大体上已经不以极端主义国家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不再出现像是苏联或者像是昭和日本帝国那样,由极端主义掌握政权以国家形式的战争方式来进行挑战,而变成了一些亚国家的组织,像基地组织这样的小团体挑战,这恰好是世界体系进一步扩张的结果。直截了当地说,在罗马世界取代希腊世界的过程当中,像萨达姆这样的人,已经没有足够的机会变成东条英机了,本拉登这样的人也没有机会变成第二个列宁了。罗马的霸权已经深入到国家层面,以至于有组织可以打击的国家已经不可能违背罗马秩序而不使自身遭到毁灭性打击了。这就是为什么反抗世界体系的斗争必须退居到更加隐蔽的层面退到亚国家组织。伊拉克是不能反抗世界秩序的,它的反抗会导致自身的毁灭。但是基地组织和ISIS伊斯兰国是可以的。因为美国能够毁灭伊拉克,但是却毁灭不了躲在山里面的基地组织或是其他类似的团体。
所以说现在的极端主义虽然纲领上不一样,但是组织系统和大的格局上来看,它仍然是19世纪烧炭党人开创的那种针对帝国扩张和世界体系扩张的反动的组成部分。只是在隐蔽的地形和国家组织丧失以后,它不得不向更深层面或者更加遥远偏僻的地方退却。
因为历史不能完全推算未来,尽管以往对世界体系的挑战全部失败,加强了世界体系,而古代出现类似的现象比如说庞贝海盗对罗马霸权的斗争,是加强了罗马的权力,跟现在的情形很相似。但是我们仍然不能预断说是,现在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会产生罗马霸权加强的结果,虽然迄今为止都是这样子。经常是恐怖主义到了哪里,造成的结果就是由于美国反恐运动的XX性,实际上都是加强了罗马权力对该地的统治。而后,新的极端主义必须向其他的地方退却,而它的退却和转移又导致了罗马的权力向新的地方进一步扩张。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其他各国像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在内,不得不支持世界体系,在财政上和外交上一定程度上配合罗马对国家的反恐行动,这样就导致世界体系罗马化的进一步加深,和各国对罗马世界体系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倾向等于是,极端主义资助了它反对的对象,促进了美国宪制结构的改变,和世界体系的改变。使美国本来是一个瑞士式的美国,渐渐的变成了罗马式的美国,不断的改变它的宪法结构以便于履行它的帝国权力。同时也使世界上的中性国家,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更加习惯于霸权结构。
未来的历史趋势会不会扭转, 这是很难说的,但是迄今为止,极端主义的亚国家团体起的作用和19世纪20世纪建立的极端主义国家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基本相同的。就是说,对世界体系的反抗本身就构成了世界体系扩张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本人的意见来看,马克思本人很少讨论中国的事情,但是他讨论过印度,或者我们说用他讨论印度的思路来推断的话,照马克思本人的意见,像东方这种村落共同体,或者宗族共同体,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没有私有财产权的组织,在宗族共同体或者村落共同体,财产权是不固定的,根据你的亲缘关系血亲关系,经常会重新划分财产,而且重要的财产是公共财产,用于村落或者是宗族的公共事务,比如说教育事务,支持岳飞、范仲淹这种自己没有钱,但是很有希望考上科举的有才干的贫寒子弟。这些贫寒子弟是我们本族的人,如果用我们本族的公共资产资助他上了学,有了出息,到朝廷做了官,那对我们本乡本族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相州(岳飞是相州人)在朝廷里面有个人做官,那么在朝廷里面讨论政策的时候,如果有损害我们相州利益的政策,他肯定就要出来说话的,这对我们的好处非常之大,等他告老还乡以后也要回到我们相州,如果他在别的地方做官,比如说刮了地皮带了很多钱回来,这些钱他老的时候肯定要带回我们相州来分给我们家乡的父老。所以这等于是一个互利的循环互动。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这种东方式的没有私有财产的村落共同体是谈不上阶级斗争的,因为它根本不成其为阶级。它本身也是产生不出自发演进以及革命的力量的。革命必须通过外界输入,也就是通过殖民主义的方式,对应英国德国或者其他西方势力的入侵来完成这个革命的使命。革命使命完成,传统社会解体以后,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以后,然后才能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斗争。所以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意见,中国社会既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是很容易看清楚的。至于为什么非说中国有阶级斗争,那实际上是出于另外的原因,是出于汲取的需要。
我们要注意中国古代村落(宗族)共同体和国家政治哲学形成一个表里相卫的机制。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严重限制了朝廷的组织力量和资源汲取力量。因此中国晚期帝国比如说明清帝国还有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从农村汲取资源的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照比较公认的说法,中国实际上长期实行的是三十税一到四十税一的税制,比日本还要低得多,那么这种低税率的结果就是,中国虽然是地大人多,但是从农村征的税非常之少,虽然人口如此之多,但是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却非常困难,它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政府在各地实际上都只有几千军队,还没有英国人来犯的军队多,相对于中国的人口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奇怪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失败恰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从乡村汲取大量的资金搞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也没有能力汲取资金搞工业建设而失败的。而晚清乃至民国财政制度有个特点,它依靠海关、依靠盐税和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财政。从农村汲取到的钱连维持地方政府的钱都不够。可以说国民党执政这么多年,从农村没有得到一点钱,一半以上的开销是由上海和天津两地海关支付的。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财政结构是它根基不牢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某组织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我们可以把民心什么的都抛在一边,因为那是宣传的事情。根本上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列宁组织是严密组织,它能够把它的组织伸向基层,它在秦始皇以后第一次实现了全面动员和汲取的机制。某组织能够锻炼出数百万的军队,能够从农村汲取出远远超过国民党和清朝的资源,这些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要靠革命斗争,要靠粉碎宗族共同体和原有的权威结构。因为这种权威结构和儒家学说一结合起来,就可以让你捞不到钱。
所以张居正和雍正皇帝的整理土地的政策都失败了,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皇帝在县以下缺少组织资源,没有人,县里面的公务员太少,强制力量太少,它要清查土地增加税收,立刻就会遭到下面的所有的宗族的强烈反抗,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不了了之的结果就是,政府必须轻徭薄赋,一方面是根据儒家的政治伦理,是应该轻徭薄赋,如果不这么干的话大家都会骂你。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你的组织力量根本不允许你征到更多的税。
这在传统社会是可以维持国防的,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天下国家,朝廷就是天下的君主,周围除了极少数扰乱的蛮族以外,它没有敌人,它没有国防开支,没有军事压力,因此最大的财政压力不存在,它只需要搞到地方政府的维持费就可以了,维持费因为地方政府的人数不多,一个县长之下几十个正式公务员,顶多几百个衙役和非正式的朝廷不用支付薪水的公务员。这个维持费用是不大的,可能维持,轻徭薄赋对它正合适。但是近代以来这种财政体制受到了偌大的压力,而政府从广大的农村又无法加税,这样就等于让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陷入无法解脱的死结。
实际上某组织做的事情就是打碎宗族组织,以便实现全面汲取。大家要明白,打碎宗族组织——所谓土地革命,是不会得到农民欢迎的,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宗族的领袖或者乡绅并不是剥削者,国家才是剥削者,宗族领袖从我们这捞到的钱用来建了祠堂、搞公共教育,培养出像岳飞、范仲淹这样的人为宗族造福。他拿的钱再多也是肉烂在锅里面。乡绅或者是宗族领袖从本乡本土挣到钱,肯定要用在本乡本土上面,不会让外乡人占到便宜的。这个如果算是剥削的话,那也是一种奉献于本乡范围的剥削。
而国家拿走你的钱,那它就拿到帝都去永远不会回来了,或者是拿到外面去打仗,永远不会回来。所以从贫下中农的角度来讲,毫无疑问的,要么地主不是剥削者,要么地主也只是一个较小的剥削者。国家才是剥削者和掠夺者,甚至是最大最可怕的剥削者和掠夺者。只要有地主乡绅的宗族组织者存在,乡下的钱就要留在乡下办公共事业,在乡下修桥补路,或者是办学校什么的。有了一个强势政府,这些钱就要拿到中央去搞北洋舰队、或者是搞抗美援朝、或者是拿去援助西哈努克亲王……区别就在这一点上。
为什么某组织的组织比国民党强很多,能够打败国民党,除了国际方面的影响之外,有个重大原因就是,只有某组织能够控制县以下的汲取机器,控制基本靠的就是土改,或者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什么?它主要不是为了贫下中农平分土地,因为中国古代,就像秦晖老师说过的那样,中国跟英国不一样,英国真的是大地主很多的地方,而中国的土地都是高度细碎化的,实际上地主也没有多少地,绝大部分是小自耕农。平分土地对小自耕农来说基本没什么好处。土地革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它就是打碎宗族的公共结构,把宗族所占有的公共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消灭宗族留下来的权威。
权威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派一个县委书记或者是乡镇干部下去,农民凭什么听我的?农民会说,我们刘家的人一向只听刘家的老族长说话。而另外有个汪举人、王秀才在我们乡里面是有威望的人,你派一个王县委书记,我们从来不认识他,你又不是秀才举人,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这个王县委书记要想把他的命令贯彻到乡下去,他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就是像国民党或者清政府那样,我算了,我不管事,我只管县衙门的事,你们乡的事情你们爱咋办咋办。这样就等于捞不到钱了。我要我的权威能够贯彻,就一定要找个借口粉碎你宗族的权威。我要把刘老族长,要把王秀才、李举人、张进士这些人统统打倒,而且还要批臭。要向乡亲们证明,你们那一套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只有把你们的权威打掉以后,我这个新的干部队伍才能进到乡里面去,然后才能从里面捞到钱。
当然可以比较一下像黄道炫写的书,看苏区的情况。赣南苏区这套赣南体系的建立,它搞出来的组织,红军和赤卫队比起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还要多。江西全省在清朝末年只有几千的新军,国民党时期全国的处于体系的正规军也不过十几万,但是江西的红军居然有三十万,赤卫队上百万。农村只剩下妇女和老人,这种事情在宗族制度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根本过不了族长或者乡村领袖这一关。只有在把这些人打倒以后,政权的力量赤裸裸地直接逼到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头上,这样你才能做到把全部的男丁都送上战场,让妇女来耕地,把所有的剩余资产都动员走。
当然这对农村是非常残酷的。张闻天上台以前,赣南的苏区有三百万人左右,他当权只有五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赣南只剩下两百万人左右,三分之一的人都消失了,比起1960年大饥荒的事情有过之而无不及。照张闻天的说法群众不断逃到山里面去做盗贼,他要求干部们做好后方工作,但是无能为力,这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你加强集体化这样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土改实际上是赣南这种模式在更大规模上的展开,你只要看一下税收就能看出来,其实清朝末期是轻徭薄赋的,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稍稍加了一些公家的负担,但是相对于抗美援朝以后那是非常少的。
而真正农村的负担极大加深是土改以后的事情,为什么呢?就因为乡村原有的宗族结构和保护力量被摧毁了。国家现在可以直接对每家每户每个人进行汲取了,汲取的结果就是动员能力极大提高了,像抗美援朝这种动员几百万人全国半数的军团都用于参战,国民党是做不到的。某组织之所以能做到就是因为它能直接控制。当然对农村来说这肯定是负担加重而不是减轻。我们只要查一下财政制度就能够看出某组织的税真的是比国民党重得多。而且从抗美援朝以后52年以后基本上一步一步地上涨,最后到1960年人民公社的时候达到最高潮。
​人民公社本质上也就是个超殖民剥削的机制,它是赤裸裸的掠夺。中国不像是西方国家那样,它不可能通过殖民地贸易积累第一桶金,所以中国要从无到有地搞工业化,只有掠夺农民。这一点是苏联人发明的,所谓苏联托派学者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苏联人是要把本国的农民当黑奴一样对待,像是西方殖民者从黑奴那里积累第一桶金那样,从本国农民那里弄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用这笔钱作为实现重工业的启动资金——中国模仿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中间,农村必须被牺牲,无论是对外的反帝,还是对内的工业化建设,都必须控制汲取农村的财富。汲取农村的第一步就是要瓦解宗族组织。因为有宗族组织中间从中作梗的话,那你就汲取不动。要打倒宗族组织那你必须找一个罪名,我不能直接了当地说我就是要把你的财和人给夺走,那我不是变成强盗了么?为了证明我不是强盗,我必须证明其实你是错的,你才是剥削者。其实如果宗族的活动算剥削的话,那是自古以来、宋元明清以来一直是这样干的,他们不过是按照老规矩办事,他们自己不觉得这是剥削,反倒觉得我是在替本乡本土搞建设。关于这一点是宗族瓦解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由于国际环境的缘故,对外开支暂时不用扩大了,所以暂时可以不用扩大对农村的汲取,这样的情况下农村的自治就又有复活的迹象。但是这一点将来能不能维持下去,主要不是取决于农村自身的缘故,比如说你宗族和地方政府做了什么相对是比较次要的,关键在于国际形势演变和国家政策是否是需要新一轮的大规模汲取,是不是财政上又不能过关,必须增加汲取。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我相信新生论或者复活论都是不能成立的,新一轮的汲取和严重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这种外因作用于内因的驱动力量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基本特征,也是全世界后发国家一个共同的特征。只要中国本身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基本特征不变,我们没有办法指望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独立因素能够不受干扰地长大。
我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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