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 发表于 2016-8-27 07:39:36

一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塑(五):问答

提问人A:请您评价下面这个某一宗教派别的说法:1914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以前虽也是战争不断,但是都是有限度和文明的,之后趋向于无限度和野蛮。

刘仲敬:在西方文明的范围内,这肯定是正确的。因为近代文明,我们不讲政治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所谓的近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衍生,包括中国、非洲和其他国家,他们的所谓的近代化,就是欧洲文明进步的结果。在近代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的范围内,(?)。就是说,以最近400年为标准,1914年之前的世界,基本上是,虽然有波折,但是至少是退三步进两步,世界变得越来越繁荣,也越来越文明,人越来越人道,野蛮和残酷的现象越来越少。所以整个19世纪,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抱有乐观和进步的态度,觉得今后的世界肯定会变得更美好。如果发生革命的话,那么革命产生的新政权应该比原来的旧政权更加文明、更加道德,包括马克思本人也是有这样看法的。他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跟苏联和中国搞的这种现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很少有什么共同点。他设想的也是一种更加文明和可靠的东西。这是19世纪的普遍共识。后来20世纪,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为什么是浅薄的乐观主义,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发展,摧毁了人们的原有信心,历史突然[转向],由持续不断的进步和乐观,戏剧性的变得越来越野蛮了。像奥斯维辛这种情况,欧洲人很难想象在以前的19世纪的时候还会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怪事。大家都会觉得这种现象顶多就是东方人或者是古代的野蛮人可能做得出来,但是现在的文明人已经永远摆脱了这种危险。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想的太乐观了,这种危险[仍然存在]。

毫无疑问,不管原因是什么,责任归谁,这是文明整体上的堕落。要知道文明整体上堕落,这不是像有些比较低层次的吵架一样:这件事情是国民党的错!不对,是共产党的错!不对,是蒋介石的错!不对,是刘少奇的错!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一个整个生态上不断恶化的结果。如果你所在的文明生态上处于一个走上坡路的情况,那么所有人都会走上坡路。就像一个学风很好的学校一样,我今天我拿了第一名、拿了个奖状,明天我的同学就要超过我,拿一个奖状把我甩在后面,后年第三个人拿了奖的话,把我们两个人都甩到后面。大家在不断的相互竞争,但是都是往好的方向相互竞争。今天我的成绩比你好,这就是,19世纪的大体上就是这样的。20世纪就属于一种类似黑社会的竞争:竞争的游戏规则每况愈下。本来北洋政府时期的游戏规则还是相对比较文明的,现在,我孙中山第一个打破了底线,把苏联引进来,于是我占了便宜,得到了资金,然后,我蒋介石再给你黑一下,又得到了什么什么;然后毛泽东再给你黑一下...这就等于说是,原先我第一次打破底线打破还不太多,我占了点便宜,然后你第二次打破底线,比我打破的还要多,比我更黑一点,然后你把我给赢了,然后第三方过来了,他过来比我们双方以前两次都要黑得多,最后胜利又归了他。总之在这个下降的生态场中间,越野蛮、越打破底线,就越能取得胜利。

于是,20世纪出现了越来越野蛮的情况。列宁刚刚上台的时候,不要说是资产阶级党派了,就是社会党人中间的其他派别,社会民主党提到布尔什维克,都破口大骂,说他严重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引入了东方的亚细亚式的野蛮。但是过不了多久,等到列宁死后,斯大林来的时候,残存的老布尔什维克又在唉声叹气,说斯大林比列宁那时候还要野蛮,把列宁时代不敢打破的底线都打破了。蒋介石的北伐已经打破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底线,然后国共的战争又严重打破了国民党时期的底线。而国民党滚蛋以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又把共产党执政初期的底线给全部打破了。这是一个一环接着一环下降、螺旋形下降的过程。你要说具体下降过程中间谁是罪魁祸首?他们全都是罪魁祸首。所有的幸存者都是罪魁祸首。凡是拒绝接受游戏规则破坏的这些人,就是比较好的人、比较坚持较高道德标准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出局。吴佩孚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只有他拒绝接受苏联援助,所以他失败了,大家还要骂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其实真正拿着帝国主义的钱来颠覆中国的人取得了胜利,把自己打扮成爱国的英雄,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真正拒绝帝国主义的钱,坚持中国独立自主,最后被打倒了,然后大家反过来全都跺脚一起骂他是帝国主义。然后同样的事情又在汪精卫身上发生了。汪精卫之所以变成汉奸,恰好是因为他在所有人当中是最不愿意当汉奸的,所以他失败的最早,然后最后的胜利者把他打成汉奸了。而真正拿外国的钱拿的最多的人,反而以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的身份出现了。顺着这个一步步恶化,最后中国终于堕落到五湖四海战斗队时候的文革那种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属于所有成功者。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在世界范围内,1914年以后,成功者就是在恶性竞争中胜出的,也就是打破底线比较多的人,失败者就是打破底线比较少的人。在中国和全世界,大致上都是这样的。在中国,20世纪可以说是从1928年开始,这个游戏一直到1978年为止;在全世界,这个游戏从1914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1989年以后的世界,多多少少有点恢复正常了。大致上就是这样。

提问人B:再讲一讲果敢吧,果敢是中国的吧?

刘仲敬:是不是中国的,你如果从明清时代的逻辑上来看,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明清时代的政治模式不在于民族划分。当时西南各个土司实际上是这种情况:他们的政治结构是在明朝初年奠定的,因为朱元璋在建立他的王朝以后,对西南设了所谓“三宣六慰”,就是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头领。他派了很多人过去当土官,这些人往往是南京人,往往是在明朝内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或者是根据其他的理由被他调走的人,派他到云南去,基本上,往往是一种迫害。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既然被派到云南,就当了云南的土官,或者是云南、老挝、缅甸那些地方的土官。最大的土官当然就是我们金庸曾经描绘过的天地会的对手沐王府,沐王爷沐家世世云南,是当地最大的土官,当然他下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土官。这些土官,按照当地土族官员来看,笼统的觉得他们是南京人,是大明朝派来的,他们的政治资源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大明朝的戍军。即使在明朝灭亡,大清统治中国,改朝换代以后,基本上没有扰动当地的生态。在这种情况下,大体上可以认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可以说是大明人,当地的被统治阶级,是当地各式各样的土族,但是他们的血统掺杂的很厉害。

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华夏文化是一种男性家长制的文化,所以他们对当地的血统造成一个[长期]的后果,就是,属于北方系的y染色体基因在当地大大的扩张了。可以想象就是,第一,这是统治者实行一夫多妻制,少数从大明朝那里来的统治者有很多小老婆,传播了很多男性后裔的基因;第二就是,当地,在他们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反抗者或者是被统治者的男性实行了迫害,包括屠杀和阉割。大家要知道,中国的太监制度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宫廷血统的一种措施,而且是带有迫害少数民族的[意味的]。大家如果查一下唐代以后太监的出身,就会发现,南方的蛮族,南方的少数民族产太监产的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太监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手段。征服你,不是要把妇女儿童杀光,那是不必要的,按照古代的战争逻辑,妇女儿童属于战利品。我征服你,我很可能会杀掉或者是阉割掉你的男丁,然后把你的妇女儿童据为己有,然后我变成你的统治者。这种逻辑有的时候可以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就是郑和[遭受到的]那种手段。郑和为什么会变成太监呢,就是因为他所处的城市在元朝的时候是亲元朝的,在元明战争的时候被明朝的军队打败了,然后,作为一种野蛮的惩罚,然后他就变成太监了。这是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最残酷的一部分。南方的少数民族,那些人数比较少,军事上不太发达的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最大的受害者。你只要测试一下他们的基因,就可以[知道了]。

等于说是,说一句野蛮的、不好听的话,就是说:杀父娶母,在中国南部各少数民族,甚至在中国南部各名义上的汉人地区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像江南,特别是湖南、广西的,登记簿上登记为汉人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古代征服者对当地土著民族实施杀父娶母的结果。杀父娶母是在征服时极端残酷的情况下,或者是通过太监制度来实现的。有的时候是通过比较缓和的手段,有的时候是通过政治经济歧视的手段,把土族在政治经济的地位贬为最低的情况下,结果土族的女人宁愿嫁给地位比较高的汉族人,而不愿意嫁给本族的男人。那么,本族的男人娶不到妻子而死去,逐步的实现了同化。这种比较温和的同化也是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情况,南方的许多民族采取了冒用汉族的做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比如湖南,像许多,比如说曾国藩(手下?)这样,就是说,我们是汉族流放官员的后裔。其实不是的,你要真查血统的话,他们在明清以前都是少数民族,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搞冒用家谱的活动,通过文化崇拜,把自己加入到了华夏的文明圈,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同化和殖民的重要手段。

明朝初年以后,在缅甸边境,实际上把这种六朝以后在江南的经济推向了更远的地方。如果我们设想西方社会没有进步的话,这种殖民主义和儒家家长文化,很可能把缅甸、泰国、老挝边境一带的各少数民族,像湖南和广西一样,并入到华夏文明的版图之内。但是由于大清末年,西方势力的进入,导致新型的国际关系产生。原先不必划边界,现在必须要划边界了。本来天下都是大清的、大明皇帝的臣民,只是方式不一样:你是土官,但你也是皇帝的臣民;江南,苏州知府你是个流官,但也是皇帝的臣民。这种是没有必要区分的。民族成分不是重要的,社会阶级也不是重要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划分,这个一划分出来,某一些土官是云南巡抚的辖区,某些地方那是大英帝国、缅甸、英印帝国、勃固殖民地的辖区。这样做,就是有些地区,本来是由明朝[实行]土官制的地区,被划入了缅甸境内。然后,这个划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地方上的下层居民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下层居民谈不上什么正统。如果说有人是接受华夏正统,那也是果敢的土官接受了华夏的正统。但是60年代以后,新的民族国家建构都要面临选择了,全民都要参加政治。那你必须选择,无论你的血统是什么。我想,当地的血统基本上都是混杂的。那你可以选择:你是讲汉语,把自己建构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员;还是把自己建构成为新兴的缅甸民族国家的一员?这个冲突,主要不是围绕着血统展开的,而是围绕政治认同来展开的。当然政治认同在很大程度上由当地的精英解决,就是当地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如何决定。我们是古代大明朝派来的土官统治,或者是国民党的远征军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选择做一个不同于缅甸的民族,我们讲汉语,用汉民族的小学课本,那么这个的重要后果:果敢民族就出来了。如果他做出相反的选择,即使他原先的血统是纯正的南京人,他仍然可能变成缅甸民族的一部分。

我想这方面,我推荐一下一位台湾的作家,后来变成美籍华人作家,他叫,黎锦扬,他有一部小说,后来改编成很流行的电视剧叫做《怒江春暖》(注:即《土司与他的秘书》系列小说,首发于《纽约客》。中文译本为《天之一角》),它描写的就是缅甸土司的故事,这些缅甸土司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处境。他们在法律上属于大英帝国的臣民,但是血统和文化上和重庆的国民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英两国联合反日,而缅甸又被日本占领的情况下,他们又要通过地下通道,捐助国民党的远征军和国民党的抗日势力,同时又要既忠于大英帝国又要跟日本占领军周旋。这个故事还是非常巧妙的。我推荐大家看一下这部电影,你就能够明白缅北那些有华人影响的小社区的真实处境。我顺便再补充一句,他描绘的那种华人社区后来选择了缅甸化,而没有选择果敢化。选择果敢化就是说,你对当地人——反正都是没有文化,无所谓认同不认同——进行汉族教育;选择缅甸化,就是拒绝接受这样的汉族教育,让他们忘记自己原先曾经有过汉族血统,变成新的缅甸家族。认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且选择的日期非常有(?)。就东南亚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金庸那些小说,1960年代的产物,大中华的民族主义是很大程度上香港人和南洋土族创造的。之所以创造,就是因为南洋的土族,东南亚的土族,选择了发明民族,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致使当地原有汉语社区处于尴尬的地步,他们不知道应该是保持原有的汉文化呢,还是选择[归附]当地的土族民族,学习他们的语言。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下,他们重新发明和构建了大中华的概念。金庸的武侠小说、香港的那些电影,在这方面体现的是相当清楚的。可以说,这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那本《想象的共同体》,构建民族的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案例。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今后还会有新的发展。谢谢。


提问人C:为什么斯大林允许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早晚要和苏联翻脸,英国人50年代也知道,而斯大林他作为厚黑学大师,应该也能预见到这个后果。而且他应该也有能力控制中国共产党是否打过长江去。我觉得划江而治是对于斯大林比较好的做法,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

刘仲敬:你这个解释有一点错误,对于斯大林来说,理想的做法不是划江而治,而是划长城而治。对他来说,他要达到的目的,他跟国民党交涉,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东北和内蒙古,再加上新疆作为亲苏势力建立的特殊政权,同时在内地,他愿意支持国民党。斯大林并不想要华北,因为华北是一个极其穷困,而没有自给能力的地方,他就是像现在的叙利亚或者伊拉克等地方,它是个负担。任何人得到华北,那都是要耗费钱的。得到东北不一样,东北是富饶的、高度工业化的,经过日本人的长期建设,已经是亚洲的鲁尔区,生活水平比日本国内还要高。所以苏联人抢劫德国的工业产业,也抢劫东北,为什么,你能够变成他的抢劫对象就说明你相当富裕。大家要明白,东北是一个富裕的地方,是亚洲的欧洲,而华北就是整个亚洲大陆最穷困的地方,不但比江南穷困、比东北穷困,甚至比边疆的许多地方都还要穷困。这是个重大的负担,谁都不想要华北,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想要华北。对于斯大林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划长城而治。如果蒋介石跟他配合的话,实际上双方完全可以在牺牲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但是,1949年的情况是各方都失控了,蒋介石顽固的坚持,要么统一全部中国,要么他宁可就去死。于是斯大林就要他去死了。但是过长城这件事情仍然不是斯大林的希望。斯大林仍然是希望中国共产党适可而止,占住北部以后,差不多就结了。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在越南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始终支持越南的南方的共产党独立于北方,他希望印度支那有四个国家,而且很明显的表现出,他更喜欢越南南方。而越南人对于这一点是极其不高兴的,他们希望把越南南北统一起来。而任何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都会看出来,越南南北一旦统一,倒霉的是中国。而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但这时候已经失控了...【被提问人C打断】

还是提问人C:为什么控制不了?你说斯大林想要拿下毛泽东也没问题,那为什么他不能拦住共产党军队打到长城下面?

刘仲敬:机会窗口是非常短暂的。你要知道,如果我说,谁是我的领导,这不是说我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听他的。像韩国或者说像蒙古,在关键的时刻,局部战场上先斩后奏是经常有的事情。而毛泽东是一个擅长于先斩后奏的人。你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高岗或者是王明的话,第一,他在抗战时期就跟着斯大林的旨意,去全心全意地支持蒋介石抗战,替斯大林分解压力。但那样的话共产党实际必定要受到很大的损失,很可能会变成国民党的俘虏。而毛泽东坚决的违背斯大林的旨意,保护共产党的实力,采取消极抗争的战略,保证了他自己共产党的胜利。如果亲苏的势力上台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斯大林在1942年的时候就希望给共产党提供一些武器,帮助他打日本,缓解苏联东方边界上的各种压力。但毛泽东没有干。这是为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讲,就是说,毛泽东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是对苏联打小算盘打的最多的一个人。但是他打小算盘的程度,还没有严重到苏联跟他不和的情况。你如果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你应该很清楚,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你部下所有分公司的经理,除了在替你卖命的同时,多多少少都要给自己存一点私房钱,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也不敢说领导就是圣人,万一领导哪一天头昏了或背叛了我怎么办?我也得稍微做一点准备。只要他存的私房钱,第一,不违反本公司的发展大方向,第二,没有直接对我这个总公司经理的地位构成挑战的话,我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容忍你。当然如果你特别讨厌的话,可以给你编一个罪名把你做掉。但是,你要明白什么叫做水至清而无鱼,你即使换一个人,仍然是有私心的。没有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你用谁,他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私心。[而且]你换一个人还要重新培训、重新花钱,也是有一定成本的。所以一般的领导的做法就是,只要手下人的私房活动没有超出明显违背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是愿意忍受的。像斯大林来说,最好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东北的地方官,像金日成一样,这样可以不威胁苏联,但他要多拿一点,只要他不公开反对苏联,苏联也不会打击他,如果还能够容忍的话。就像是苏联在晚期一样...【被乱入者X打断】

乱入者X: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大约每一年受到苏俄的250万马克的援助,那么这样在感情方面是深厚的... 【被主持人打断】

主持人:我觉得您最后不妨说一下延安整风,毛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和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刚好可以把大家的疑问顺利的解答了。

刘仲敬:延安整风,现在大家现在都知道,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事后制造的,主要是为了确定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党在张闻天时代,对苏联的依附程度是很高的,毛以后的依附程度有所下降,主要的转折点就是遵义会议。但是延安整风也是有限度的。等于说吧,毛这样一个老练的、善于掌握分寸的政治家,他要,第一,表现出我比王明和其他人更忠于苏联的前提下打倒王明,这种情况就像是,总经理手下有两个分部经理,都向总经理争宠。站在总经理的情况下,只要你们都忠于我,我不一定要让某一个部长去死。谁表现的最好我就支持谁。所以毛泽东知道他的限度,第一,他必须无限的忠于苏联,反对王明必须以忠于苏联为前提,加强自己在党内的统治,以不损害苏联在主要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统治,取代了王明。但是不用说,因为有这个前提的存在,他的取代是不会太彻底的。因为苏联留下的很多干部,像刘少奇这种人,他们当然也都是[亲]苏联的人。但是因为他们不像王明一样反对毛泽东的统治,这种人他是不能清除的。如果按照毛泽东绝对自私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是建立:主人绝对是你个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自己当共产党的领导,也还既需要苏联,又需要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排除那些忠于苏联但是又不反对自己的领导,他只能够集中打击明显对自己构成进攻力量的少数领导。整风运动就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所谓治病救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大部分干部来说,我只要求你忠于我一个人就行了,我不是要把你们一棒子打死。一棒子打死你是我的衷心希望,但是要等我个人的势力更加强大,再过20年,我已经用不着苏联,用不着其他人的时候我再把你们打死。现在是不必要的。我只要排除掉极少数危险分子,我还是差不多可以放过你们,再斗斗你们的。王实味在这个时期倒霉,可以说,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政治策略没有搞得太好,部分由于他性格不太好。其他的如果是有一种比较牛皮糖的性格,而且足够马基雅维利的人,应该是能够看出,毛泽东整你,是为了通过教训你,让你绝对的服从他,而不是要把你真正搞死,是可以和你无关的。要和你真正有关,要再过20年,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20年已经够了。好,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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