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 发表于 2016-8-24 08:15:32

一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塑(二)

对于苏联来说,他的颠覆是通过两线作战方式展开的,此消则彼长。二十年代初期,他的动作主要是针对欧洲,到二十年代后期,他对欧洲的颠覆基本失败了,引起了我刚才说的强烈的反击。这时候他的颠覆重点转向了东方,以中国、印尼、日本这些国家为重点,而尤其以中国为重中之重。这一点你从共产国际的资金流就可以看出来,大部分钱是留给中国的。为数非常之多,具体账目就可以说明。像20年代所谓的国民革命时期,苏联仅仅援助冯玉祥一人的金钱,每年是四千万白银,最少是四千万白银。你再比较一下后来在冷战时期,苏联资助美国共产党的钱,顶多也就是每年数百万美元,而且美元是在贬值,80年代他用来资助美国共产党的数百万美元,如果换到二、三十年代,可能只值数十万美元甚至是几万美元。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20年代末,欧洲颠覆活动失败以后,苏联的重点,对中国重视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等于是出了血本,宁可让乌克兰的农民饿死,也要把钱省下来,支持中国的亲苏军阀,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国共两党——不是早期的议会制度的国民党,而是国民革命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用割肉的方法,一口一口养大的。这种割肉的方法割的自己人,也只有中国在60年代援助越南才能够相比。当时中国援助越南,是中国自己的人民解放军用的是50年代的旧武器,新产生出来的武器,除了留少数标本以外,[全部]送到越南战场上去打美国。仓库都已经扫空了,为了援助越南民族对抗美国人来打仗。 苏联在二、三十年代,就是用这种饿死本国国民的方式,拼了老命来援助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其他国家,英法,或者是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有对外援助,但是你可以放心,他们的对外援助是有节制的。就是说,无论如何也不会援助到,宁可让本国国民挨饿也要支持外国的那种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我们历史书说的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啊,苏联、中国革命者驱除了帝国主义,实际上恰好相反。帝国主义者,包括英国、日本,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干涉是很少的,援助也是很少的。真正大规模的干涉中国内政,通过中国内部的颠覆势力,也就是国共两党,以及像冯玉祥和盛世才这样的军阀,颠覆原有的、比较合法的北京政府,基本上是苏联一手操办的。苏联是单方面的积极活动,而列强没有进行具体干涉。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列强在一战以后,由于欧洲国际体系的破裂,对远东这样的次要地区变得力不从心、不感兴趣了。就像美国一样,美国对欧洲当然是很感兴趣,对中东不大感兴趣。你让他去积极干涉伊拉克或者是阿富汗的内战,去镇压当地极端分子,他爱惜美国军人的鲜血,觉得这些地方本来就不太重要,犯不着。如果是欧洲出了事,他们一定会跳起来。英国在当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欧洲出了事他是会影响自己,但是远东这样的次要地区,你颠覆不颠覆,干涉不干涉,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就会袖手旁观,听任你堕落。 日本在币原首相执政时期,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但是日本在亚洲的利益比他要大得多。所以币原倒台以后,日本国内的军部和激进势力强烈谴责20年代的国际协调主义,就是这个逻辑。他们认为是,正是因为币原在任时期,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消极无为的政策,才导致了北洋政府和亲日势力的倒台,导致了国共两党的胜利。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是苏联的白手套,是国民党没有能力清算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而共产党则是布尔什维克的直接代理人。国民党这个白手套就有点像是以色列看法塔赫。他认为,法塔赫也好,黎巴嫩政府也好,他们都是真主党和伊朗势力的白手套。骨子里面,底下是伊朗在操纵。归根结底,这些势力都是改头换面,欺骗国际势力,骨子里面是为了颠覆以色列的。而币原在北伐战争时期,错过了干涉、一举掐死国民革命的最好机会,导致了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在南京政府的主持下,大规模的收回租界、废除条约、破坏条约体系,为苏联(?)政权,严重损害列强,特别是损害日本在华的既得利益。这时候日本人重新干涉,就出现了九一八事变、塘沽协议这些事情。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已经不是最佳时机了。祸患在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当机立断把它掐死,现在祸患已经生成了以后日本再干涉,这就是为时太晚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二十年代就是应该当机立断。所以,英美派和币原势力在30年代的日本失势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正确,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他们坐失良机。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是一段凯歌前进的时代。中国原有的政治局势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国民政府,其实即使在宋子文收回关税、稳定了南京政府以后,国民政府全年的收入也不过就只有,开始的时候就只有八千万两白银,最后,经过黄金十年的大建设,好不容易才增加到四亿,北洋政府连这个数目都没有,一般来说,就只有几千万银子。这个几千万的银子,比起苏联给的钱来说,微不足道。可以说在1927年和1928年之间那段时间,苏联扶持中国国内颠覆势力的钱,比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自己的全部收入还要多。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很像是现在黎巴嫩。贝鲁特那种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虽然能够从国际援助,或者是关税什么的,弄到一点钱,实际上他远没有真主党或者南黎巴嫩军队的国中之国强大。南黎巴嫩军队拿着伊朗和叙利亚的钱,在国内养的兵,比黎巴嫩政府的军队更多更强。他的收入,依靠伊朗和叙利亚的资助,也要比黎巴嫩政府更强。黎巴嫩政府如果惹了叙利亚或者伊朗的话,他自己的总理,比如说哈里里总理,就会遭到暗杀。他在真主党的压迫下,不得不向以色列挑战,向以色列发动袭击。而以色列的报复是落在黎巴嫩的头上的,不会落在叙利亚和伊朗的头上。尽管策动人是叙利亚和伊朗,但是形式上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争。尽管黎巴嫩政府根本不想打,但是因为国内有真主党代表的伊朗势力的胁迫,他不得不被动的跟以色列打,承担战争的所有损失。 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关系是一样的。中国尽管打不过日本,就像是黎巴嫩打不过以色列一样,也不大想打,但是因为国内有国共两党的缘故,他在国共两党的劫持之下,不得不去当人肉盾牌。想要颠覆远东国际秩序的主体是苏联,这是世界革命计划的一部分,但是牺牲的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像现在的黎巴嫩人一样,他们的用处是替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充当人肉盾牌。而日本,或者是其他想要维持旧的条约体系的势力,他的报复活动,全都打在了中国人的身上,没有打在苏联的身上。这就是国民革命以及后来蒋介石政权的真实意义。而照我们的革命叙事,好像说的是,伟大的革命史观,其实这个革命意义就像是谁呢,他就像是真主党在黎巴嫩的革命行动一样,他是被外国势力支配的革命,由中国人充当牺牲品。故事就是这么简单。 二十年代末,就是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清党的时候,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的总部比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整个政府都要更像政府。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是什么呢,他就是蔡元培、吴稚晖这些元老委员,再加上蒋介石拼凑起来的一点点军队,从上海资本家半抢半劝弄到的几千万银子,而共产国际在上海、在广州,通过安南向广州运钱,通过美国从墨西哥向上海运钱,通过外蒙古和中亚直接向冯玉祥和盛世才运钱。在中国,[用]发出的钱,建立了不叫政府的政府,比国民政府的钱要多出几倍。这些钱中间,大部分倒没有落到新兴的中国共产党手里面,可以说,照现在的情况看来,首先,拿钱最多的是冯玉祥、盛世才这些人,他们靠着苏联,有可能把中国西北部分裂出去,变成新的加盟国,他们拿钱是第一多。第二多是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通过共产国际从美国和墨西哥汇来的大量金钱,赡养了像周恩来、顾顺章、向忠发这样的,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红色恐怖分子,他们拿着共产党的钱去敲诈资本家,破坏上海的经济秩序。第三条线路从法国,苏维埃在法国的地下组织以文化活动为掩饰,实际上是一个颠覆势力,通过法国殖民地,从法国到印度支那,从印度支那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到广东,支持汪精卫麾下的粤军、桂军、省港湘军。这些钱都是通过这种渠道展开的。这三条支线,源源不断的,将苏联的经费以各种各样的名义,灌入到中国境内。 只要这三条经费的流动线不中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国民政府和任何政府都站不住脚的。国民政府在这个局势中的地位,就好像在一锅开水的水面上漂浮的一块冰块,底下全是沸腾的开水,由苏联在底下烧火,而国民政府就像一块冰块,蒋介石就像一块冰块一样飘浮在上面,早晚都会被这锅开水融化的。仅仅从钱的角度来看,他就根本站不住脚。别的不说,我们通常认为是,军统和中统这样的东西,是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是镇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个革命组织的一种机构。但是我们再仔细看的话,中统和军统是谁建立起来的,很可笑,它就像美国的战略情报局一样,它就是在苏联克格勃和地下党的帮助下才建立的。徐恩曾、戴雨农、宋子文这些人首先建立中统和军统,手下基本上是,第一是没有人,第二也没有钱。召到这些人,只能发绩点工资,有了工作成绩给你发绩点工资,没有工作成绩就不给发钱。他们一般都是吃两套饭的。这些情报人员中有很多人,最核心的最基础的成员,他一开始,比如说像李克农,请注意,李克农是,大家现在看电视剧也能看出,他是中共情报局的创始人,但是,他首先是国民党,而且他也是国民党情报局的创始人。国共两党的情报机构由李克农这个地下党人一手创造。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国共两党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才不会被我们宣传材料所说的国共斗争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材料所欺骗。干脆说吧,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它就是黎巴嫩和真主党的关系。国民党表面上是政府,但[却]是非常脆弱的白手套,底下,最核心的部分,一开始,从它建立的当时,就是地下党在协助建立的。中统和军统一直到去台湾为止这个时间内,始终是共产党地下成员的一个乐园。戴玉农号称是共产党的屠杀者,但是在他的组织内部,从来没有实现过肃清匪谍。国民党骂匪谍骂得很多,恰好就是因为它自己被匪谍劫持的很彻底的原因。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理解,30年代的中日外交,日本为什么反复强调,国民政府必须清除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如果不清除这个势力,那么中日的和谈是不可能成功的。你即使暂时成功,总有西北军或其他的亲苏势力在内部发动一些挑衅行动,搞一点恐怖袭击什么的,就把原先已经达成的承诺、协议给破坏了。这种事情在整个三十年代一再发生,照中国我们现在学校教科书的说法,就是说,日本军人不断进行侵略,企图吞并华北。但这不是事实。日本人确实很想吞并东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华北穷困,人口众多,而且无法建设,对他来说是个负担,他在华北经营的目的,跟以色列在黎巴嫩搞安全隔离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中国各个势力,包括国民党、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内部西北军的亲苏势力,都想用真主党那种手段,不断的骚扰东北,不断骚扰日本占领军,就像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断策动黎巴嫩的军队向这些人发射导弹一样。所以以色列只能的做法就是,在边界地区建立一个非武装区,让你的渗透源过不来,这就是日本人在华北经营特殊化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所谓塘沽协定建立的这样一个非武装区或者安全区,他建立殷汝耕的防共自治政府,就像是以色列建立南黎巴嫩军,为了隔离中日双方,好让他安安静静的享受满洲,吞并下来的那块赃物。而国民党及苏联就是不让他安安静静地享受,用各种各样的非正规手段去骚扰他们。这种骚扰一再导致中日之间的承诺和协定破裂,最终导致了致命的七七事变和长期的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就是苏联外交的最大胜利。它最终实现了斯大林拿中国当人肉盾牌的目的。一旦中日战争全面展开,那么日本就不可能反对苏联了,苏联怎样都是要赢的:中国赢了,那么条约体系就整个垮台了,那么他打击帝国主义远东体系的目的就算胜利了;如果是中国输了,那么日本全部力量都用来镇压和占领中国,他自然不可能再打击苏联了。苏联本身是安全的。所以国民党的外交就收到了这个结果。即使蒋介石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本身不是苏联的支持者,但是他通过执行中国民族主义,结果,客观上也是[促进了]苏联外交的胜利。像冯玉祥、像张发奎这样的人,他是直接接受了苏联的资助、破坏蒋介石统一中国的目的、尽可能建立亲苏势力的。共产党本身更不用说了。整个中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苏联的白手套。苏联能在中国能搞这种顺手,也就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原则就是要颠倒资本主义的秩序。如果你按照马克思主义来说,就是,革命在什么地方实现呢,在资本主义最成熟的地方。资本主义最成熟的地方就越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英美这样,资本主义建设最好的地方,应该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而列宁主义恰好相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资本主义最强大,你是打不过他的,必须在资本主义薄弱的环节,比如说在沙皇俄国这样的地方去打击他,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认为马克思在这方面错了,列宁在这方面是正确的,革命首先在俄罗斯实现。在俄罗斯实现以后,苏联进行的外交活动其实是一系列试探性的活动,也就是试探薄弱环节。事实证明,欧洲不是薄弱环节,欧洲的资产阶级势力非常强大,革命全都遭到镇压。而尝试的结果,帝国主义鞭长莫及的中国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内部的政治秩序极端脆弱,军阀割据,总有那么一部分军阀是可以收买的,有巨大的社会空间,这就像是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是四分五裂的,高度不均衡,总有一些地方你可以插进去。这样的地方是最好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像埃塞俄比亚一样,他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如果是殖民地,那就不一样了。苏联在非洲的颠覆重点是埃塞俄比亚,为什么呢,因为非洲大部分地方是殖民地。殖民地,就有英法两国管着,你去颠覆的话,会导致英法的直接干涉。而直接干涉的话,苏联很可能斗不过他。而埃塞俄比亚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不能直接干涉,而这个独立国家自己又是非常落后,非常混乱,非常腐败,他的社会极端脆弱,很容易,可以说,埃塞俄比亚自己的社会结构抵挡不住苏联的颠覆,而他的独立又恰好导致了英法帝国主义没有办法来直接插进去进行干涉。中国也是这样的。苏联为什么在印尼、朝鲜、印度的颠覆没有得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是帝国主义的直接殖民地。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比较完善的,颠覆活动会很容易遭到镇压,而中国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即使你明目张胆的向广州起义那样直接干涉、颠覆,那么帝国主义也不好直接过来反扑你。而中国原有的政治势力则没有能力实行反扑。所以中国是苏联的最佳突破口,也就是列宁主义原则上的那个薄弱环节,是实行革命的最佳地方。 现在有一种事后产生的说法,把国民政府当成北洋政府的直接继承人,认为是中国重建和繁荣的一个核心。但是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相信,因为近代史跟其他[时代的历史]不一样,就是,近现代史留下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即使在共产党本身封锁和销毁了大量资料以后,苏联和日本留下的大量资料就足以充分说明问题了。国民政府他不可能,从他在1928年建立的当时,他在双重意义上就不可能成为重建中国的一个团体。他在外交上,因为他本身的产生就是反对北洋政府和辛亥革命的产物。国民革命是什么?打倒列强,消除不平等条约。什么叫不平等条约,就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明文承认的那些各种条约。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的先决条约就是,在国内实行欧洲模式的议会政治,在国际上尊重国际体系,维持列强的国际协调,这两个条件是中华民国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这个条件,中国人说是,照现在的国耻教育的说法就是,国民党的国耻教育和我们现在的革命教育,是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以及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他刚刚加入国际体系或者恢复国际体系的时候,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条约。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条约可以逐渐的修改,变得对中国更加有利。但是如果通过革命手段去破坏这些条约,你就处于尴尬的地位了。这就等于说是,我现在颠覆,我不受警察的执行的法律约束,我现在就宣布,把会场里的东西都抢过来,算是我的一份财产。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另外来了一个强盗来抢,我再去报警,那警察肯定不理我。警察肯定会说,你已经说过了,你不是我们的保护人,你已经把我们的东西给抢了,抢了以后再来其他的强盗抢你,这叫黑吃黑,你不用指望我们能够保护你。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就落入到这种可悲的处境。他向全世界到处宣传的都是日本侵略了他。但是问题在于,他已经实行革命外交,单方面的废除了条约,收回了租界,赶走了英美传教士,实行没收财产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就是破坏者,你怎么能指望国际社会再为了你再去惩罚其他那些分子呢。良民能够要求警察来保护,那是因为他自己遵守法律的缘故。你自己已经是越出了法律保护的范围,那你只能是自己混了。这就好像是阿萨德政府的处境就跟伊拉克政府不一样:伊斯兰国打了伊拉克政府,美国就要出兵干涉,帮助伊拉克政府;但是伊斯兰国也在打叙利亚阿萨德政府,而美国人是不管的,让阿萨德政府去自生自灭。为什么,因为阿萨德也是美国的敌人,他也不在这个体系的保护之内。而伊拉克政府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要保护他的盟友但是不会保护他的敌人。国民政府就处在阿萨德政府的情况下,他自己就是条约体系的破坏者,他得不到外部干涉势力的保护。 不仅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甚至在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到处求援,而英国外交官的判断是,七七事变应该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因为七七事变发生的当时,日本指挥华北驻屯军的那些高级将领,跟本没有一个在场。如果日本真想发动战争,他的将领一定是各就各位的,不可能在高级将领不在场的情况下就发动战争。而且日本演习的时候,连实弹都没有,都用的是空包弹,这说明当时确实在演习。而驻节华北的西北军一直,从冯玉祥时代开始,就是苏联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拿的钱比共产党自己拿的钱还要多。华北的地下组织,在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操纵之下,西北军的情报工作,由中共地下党员、西北军的重要将领张克侠主管。袭击日本士兵那些身份不明的人,虽然始终没有证明是谁,但是日本人始终坚信,是张克侠、周恩来、刘少奇这些人派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中日战争。这一点当然没法证明。但是你要说这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侵略中国的阴谋,则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日本人没有这样的阴谋。日本只是面子观念问题,就是说,堂堂的皇军竟然让你们如此弱小的军队给袭击了,如果我们不狠狠地报复你一下子,那就有损皇军的军威。然后他就疯狂的报复,用违反国际法的手段报复,杀害平民,犯下各种战争罪行。因为犯下各种战争罪行的结果,导致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然后中国人就借势宣扬,把所有的罪过都抛到日本人头上去。 但是,你要真正考察这个纠纷的话,这个情况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中国人,等于是和日本人打架了,先开始以后双方都使用了不合法的手段,后来打到一定程度上,中国输了,日本还不肯收手,打得太过分了,这时候警察就出来干涉,把打得太过分的日本给抓住,送进了监狱。但是这不等于说,事情一开始就是他挑起来的。中日之间的关系,很像现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日本基本上每一次都能打赢,但是打赢以后,中国人总是不遵守签订的条约,然后总是用恐怖活动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活动来报复,然后日本又反过来报复。但是日本和以色列不同,他没有足够的克制。一旦报复起来就收不住手,才酿成了后来的中日战争。而这种挑衅行为中间,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有很多都是不受南京政府所控制的,共产党地下的组织或者是苏联挑起来的。在他们的策划中间,不仅是要打击日本,而且恐怕是要顺便把国民党给拖下水一起毁掉。而蒋介石在这方面,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他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克制不住这一点,就毁了他全部的努力。但是,后来有很多国民党内的人对这一点进行反思。像胡适、蒋廷黻这些人早就看清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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