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 发表于 2016-8-23 07:11:33

一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塑(一)

一战这个时间节点,这个节点对于欧洲读者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自然而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文明的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至少对中国受现代教育产生出来的读者来说,这个想法可能比较陌生,好像直接影响不如二战。但是因为世界的动力中心在欧洲,世界体系的演化源也在欧洲,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视野的话,还是必须要重视一战。一战是一个转折点,它截断了漫长的十九世纪和短暂的二十世纪。这个划分我得解释一下。什么叫“漫长的十九世纪”,就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也有人把它称之为英国主导的世纪,或者叫做自由主义世纪,或者叫做资本主义世纪,也可以叫做殖民主义世纪。其实这几个称呼有内在的联系。拿破仑战争,等于是欧洲各国内部之间模式演变的最后一次对决,以英国为代表的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之前,路易十四的法国和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以及拿破仑,本身就代表了拒绝这种模式的一种企图。他们,也可以这么说,是认为:绝对主义王权,或者是群众的民主制度,或者像拿破仑这样以军事光荣为代表的,复活古罗马的体制,能够给人类历史提供另外一个出路。但是在拿破仑最后失败以后,法国自己也渐渐走上了英国那种议会制和资本主义制的模式,等于是挑战者不复存在了,英国模式变成了世界唯一主要的选择。基本上所有国家,在整个十九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候,都在模仿英国的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逐渐变成一个唯一合理的模式,同时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过程我们通常称之为殖民主义。 因为中国人往往用情绪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觉得殖民主义是屈辱的,所以对这一点中国人没有较好的理解。但是你从整个世界文明的角度来说看,可以说是,在没有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殖民主义是迅速引进欧洲模式的,即使不是最佳方式,也是最常见、最经常的方式,在十九世纪它毫无疑问是主流方式。欧洲内部的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过程,和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是基本同构的。这种同构不是天然就能形成的。假如在拿破仑战争以前,英法争霸,欧洲内部的国际协调没有搞好的情况下,对外的殖民扩张不能够有效的产生。例如,像阿兰?佩雷菲特这样的人会有一个,在欧洲可以说是常识的观点,就是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在1840年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拿破仑战争的缘故。如果不是拿破仑的话,很可能提前20年就已经爆发了。因为英法战争牵制了英国东向发展的势力,使英法两国的势力都留在欧洲,所以大清帝国才暂时没有遭到印度的厄运。如果拿破仑战争延长一点,鸦片战争可能还会再延迟。这就是殖民主义和欧洲内部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地方。维也纳会议,结束了拿破仑战争造成的混乱,在欧洲内部达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国际协调的状态,在这种国际协调的状态下,大部分的国际纠纷可以通过列强内部协调来解决,即使真的发生纠纷的话,爆发一场战争,这个战争也是有限、有节制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像这样的战争是费厄泼赖(Fairplay)的、小规模的、绅士的战争,他必须尊重人道和文明的基本原则,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很小,基本上不会打乱资本主义大发展。在这个有效的国际框架的约束之下,欧洲国家内部的冲突是低烈度的,欧洲国家对外的扩张是势如破竹的,资本主义向全世界迅速发展。这就是漫长的十九世纪,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纪,或者叫做英国主导的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这个局面,使国际协调瓦解。国际协调瓦解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和平演变的条件不复存在了,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再以文明的、费厄泼赖的形式展开。一战的第一个产物就是产生了苏联。苏联的产生,它跟其他以前的列强完全不一样,它断然拒绝接受国际秩序本身,他公开把自己的身份定义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颠覆者,他撕毁了以前的所有国际条约,并且宣布:苏联的任务,就是推翻现有的资产阶级所有国际条约和秩序。托洛斯基担任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他就说,他的任务就是,发动世界革命,然后解散外交部。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政权。你把它跟辛亥革命比较,你就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首先承认大清帝国和列强签订的所有条约,维护远东国际体系。因此辛亥革命就是一场,照我们教科书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革命,要尊重资产阶级文明和有限的费厄泼赖战争,加入到原有国际体系。十月革命是第一次戏剧性的、以推翻国际秩序为缘由的革命。它有点像是现在的伊斯兰国,而不像是一般的独立国家或者是文明。由于苏联的产生,于是就迅速产生了反苏势力。苏联就是,用我们现在所谓的超限战的手段反对国际秩序。于是,欧洲的右翼势力,例如德国的军官团,或者是参与暴动的这些人,也利用超限战的手段来反击苏联,就是说,你可以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有了列宁主义,然后才有法西斯主义;有了法西斯主义,然后才有纳粹主义;有了纳粹主义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经营,然后才有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才有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大体顺序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些做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破坏费厄泼赖。大家都是费厄泼赖的时候,我没有机会。我首先破坏规则,那么我就可以占一点点便宜,用更加残忍的手段。但是你残忍了初一,别人就会残忍初二,于是二十世纪的整个特点就是,游戏规则急剧的恶化,世界变得野蛮多了。十九世纪的战争是绅士的战争,以前拿破仑的战争,或者普法战争,或者克里米亚战争,他们都是文质彬彬,要讲究优待俘虏,军队不能伤害平民,只是少数军队之间杀来杀去。二十世纪的战争,以苏联和德国的纠纷、战争为代表,都是极其残忍的,破坏国际规范的战争,动不动就要搞种族屠杀和大规模平民的灭绝。这些事情在十九世纪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短暂的二十世纪和漫长的十九世纪的区别。它的关键就在于一战以及一战产生出来的苏联和反苏势力之间的博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可以说,人类文明曾经多次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冷战结束,1989年,结束了短暂的二十世纪,就是从1918年到1989年这个时期,在西方通常就称为短暂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一个极端危险的窗口期。人类,可以说是,自从部落时代[开始]到现在,人类最有可能灭绝,或者完全堕落为野蛮人的时期,就是这个短暂的二十世纪。这个短暂的二十世纪,随着苏联的开始而开始,随着苏联的瓦解而瓦解。但是目前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比如说像俄罗斯和乌克兰、像中国的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这些,其实都是短暂的二十世纪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负面遗产。这些遗产,对二十一世纪,也就是冷战结束后建立的新型国际体系有着巨大的拖累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拖累的话,可以说,冷战结束以后的新世界比较容易像十九世纪一样,重新恢复到,在一个较为文明、规范的基础上建立国际体系。 建立国际体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一点[的理解]都是普遍偏低。如果你是中国历史学教育出来的人,那么你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人民的生活好坏,主要是由于内部政策的缘故。你看《大国崛起》或者是什么电视片,都是传播这种观点,他们说,英国人采取了什么政策,法国人采取了什么政策,或者是实行了什么政治制度,然后就强起来了;西班牙人或者是什么人采取了什么错误的政策,所以他们就弱下去了。最经典的段落就是,中日两国的比较: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大清拒绝改革,所以日本就强盛了,中国就没落下来了。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体制,严重的受到国际体系的牵累,欧洲国家对这一点都很清楚,他们的内部宪制跟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是切不开的。像大清和日本之间的此消彼长,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日本一开始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到国际体系里去,做一个国际体系的优等生。而大清呢,他坚持原有的天下国家的理念,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国际体系。大清是天下的共主,很不愿意参加进去。尽管在李鸿章主政的时代,大清加入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机会其实比日本要[多]。英国人一再邀请他,但是大清不肯。而日本人呢,尽管英国人不太看得上他,他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进去。最后,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尘埃落定,日本终于加入了国际体系,通过庚子年加入八国联军,这件事情建立了他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人往往通过错误的国耻教育,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其实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和中国参加利比里亚维和部队是一个性质的。你以前是个不太重要的国家,国际活动都不请你参加。现在你地位重要了,人家承认你是文明人了,所以到野蛮的索马里或者其他地方去维持和平这种任务,就邀请上你了。对日本来说,八国联军,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多国干涉部队,到发生义和团的野蛮地区去维持国际秩序,这就是日本的光荣,这证明日本考试合格了,他从此以后就是文明人的一部分了。日本加入了国际体系,明治维新才能够顺利展开。大清拒绝加入国际体系,所以他,等于是,处处都不利。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只有一小部分是属于他自己的正确做法和努力,一大部分要靠周围的人带动。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坐在车上,即使你不大努力,你也可以跑得很快;如果你在地上跑的话,即使你非常努力,你仍然也跑不过坐在车上的人。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就是这样的一列快车,即使你本身不太优秀,但是因为你搭上了这个便车,你干什么都容易;你没有搭上这个便车,你干什么都难。冷战以后这个局势进一步、再次又重演了。日本尽管是战败国,他再次加入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而中国呢,则通过1948年的内战加入了苏联为首的挑战者,于是再一次出现了日本坐在车上、而中国在地上跑的那种局面。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后来许多内部政策,他不是不单纯是国内的,必须把国内和国际结合在一起考虑。 中国人很少通过国际体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然而]国际体系对国家来说就好像生态环境对生物一样重要。从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适应,什么叫不适应,不是你本身决定的。鲸鱼它在水里面可以算是适应,它的流线型身体在海里面是适应的,如果在陆上就不算适应。你说鲸鱼是适应的,那是因为你结合它所在的海洋环境来考虑。所以如果说日本制度是优秀的或者说是明治维新是正确的,那你也得结合他所在的国际体系和资本主义环境才能够理解。在国际体系、国际协调主义,和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基本法则情况下,那么日本的制度是适应的,而中国的制度是不适应的。但中国自己也是适应的,如果你把它放在苏联的阵营和挑战者当中,其实他那种也是适应的。正如塔利班,火烧巴米扬大佛,他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生存环境中是适应的,尽管在全世界是不适应的。红卫兵砸孔庙,这在红卫兵各个派系、小生态环境中,这也是适应的,尽管它在国际大环境中是不适应的。你把这些东西都理解了,你才能够理解历史上各个行为主体的真正[处境]。好,开场白就是这些。
我们回过头去讲国际体系的破坏。国际体系的破坏,就是短暂的二十世纪的国际纠纷,绝大部分是由苏联引起、以及由反对苏联的各种努力造成的。首先就是产生我们刚才讲的托洛斯基的革命外交。革命外交,它是苏联的本质,是由苏联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因素。只要苏联本身存在,他的外交的革命性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他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的利益就是推翻整个旧世界。所以他一旦开始,就是掀起俄罗斯帝国内部环境里面的内战,而他成立的整个经过,就是发动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而且是不按规范的地上战争和地下活动结合在一起操纵的。所以首先,苏俄,一开始诞生,立刻就引起了俄罗斯内部的纠纷。俄罗斯本来是一个多元实体的巨大帝国,像芬兰这些地方是享有自主权的大公国,他们在沙皇共主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在临时政府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但是苏联变成布尔什维克国家以后,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就首先要求独立,于是立刻就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和这些地方的战争。这种战争你说它是内战,是外战,还是阶级战争都很难说。它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超限战。19世纪文明的面纱在这个地方彻底销毁了。就是我们现在网络上说的那样,民主之后杀全家,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实现了。作战的主体不再是正规的守纪律的军队,而是各式各样的武装团体,比如说赤卫队,契卡,或者是白卫军之类的。就芬兰的情况来说,所谓白卫军,其实就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或者是比较资产阶级的社区产生的民兵和保安团体之类的这种东西。赤卫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苏维埃,从旧沙皇军队中间要求退出战争的逃兵。双方实行的都是超限战。在芬兰的情况和波罗的海的情况下,就是,在俄罗斯的人力优势快要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德国的军官团卷入了这场内战,最后,由于为数甚少而战斗素质极高的德国军官的参战,使战争的局势变得有利于芬兰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最后的结果是,列宁不得不承认芬兰和爱沙尼亚等国的独立。 在乌克兰就爆发了一场更加复杂的三角战争。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白卫军以克里米亚为基地北上,和南下的红军争夺乌克兰的粮食产区。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在盖特曼和共和主义者、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打了一场危险的四角战争,然后在乌克兰快要失败的时候,毕苏斯基的波兰人从西面卷进来,要求恢复波兰的历史边界,把这场四角战争变成了五角战争。最后的结果是,苏联和波兰签署了瓜分乌克兰的里加和约,把西乌克兰划入了大波兰的范围,把东乌克兰纳入了苏联的范围。在南方的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孟什维克和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邀请英国的军队进来援助他们。但是协约国的军队在战后就撤走了。随着协约国军队的撤退,苏联军队在邵武勉的统帅之下,再度进入了高加索地区,通过邵武勉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武力干预,最后稳定了高加索地区。在中亚,土耳其恩维尔帕夏支持的泛突厥民族主义者和苏联支持的浩罕苏维埃政权,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大大减少了中亚地区的人口。最后苏联军队打死了恩维尔帕夏,肃清了中亚地区的白军残余,把整个中亚都纳入到苏联的范围,这样就成立了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国。 在东欧,随着德国的战败,协约国自己的军队(?),没有能力在东欧维持秩序,于是他依靠捷克人和波兰人组成小协约国集团,维持奥、匈两个战败国留下的大量空间。捷克人在这个时候大体上发挥了法国代理人的作用,在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境上暂时维持秩序,直到凡尔赛和约决定通过公民投票来解决当地的归属问题。而公民投票进行的非常混乱,因为列强接受威尔逊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求实行当地住民自决,而当地的情况实际上是,有点像1991年的南斯拉夫战争,住民自决,完全可以通过驱逐当地居民、实行种族清洗的办法来完成。在波兰和捷克边境,列强、协约国的观察员们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情况下,大体上公民投票能够以比较文明的方式进行,划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边境。但是这个边境是不完美的。波兰边境里面留下了大量德国人,德国边境里面也留下了很多波兰人,因为双方本来就是混杂居住的。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方法,颠倒了当地的阶级结构,因为德国人和波兰人不光是单纯的民族集团,也要涉及当地的阶级结构。德国人往往是贵族和农场主,而波兰人往往是劳工。这样,国境线的划分就导致当地社会内部纠纷的加剧,这样就种下了以后战争重新爆发的种子。 在南方,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斯洛伐克的边境,以及新成立的第一个南斯拉夫王国,边境的重新划定,以非常野蛮的强行劫持的方式进行。通常,新建立的巴尔干各国,都对本国内部留下的大量少数民族实行野蛮的清洗和镇压,才能够维持它的边境。这些边境的不稳定性,这些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性是很明显的。威尔逊主义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它说不清楚,这样留下的大量少数民族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去向。最后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通过希特勒和斯大林、通过更严厉的种族清洗,基本上把各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全部赶出去或者是屠杀干净,这样才能够在东欧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但是协约国为了坚持比较高的文明水准,不能采取这样野蛮的手段,结果它只能留下一系列极不稳定的国家和极不稳定的边境。所以英国后来决定对东欧国家的边境采取不担保政策,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这样的担保,无论你是支持哪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而且都是很难维持的。后来有些人把这称为绥靖政策。实际上这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这样的担保是怎么也站不住脚的,就像是你现在去担保阿富汗或者是伊拉克的某些派别一样,谁也不知道这些地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大英帝国的荣誉,不能够押在这样危险而靠不住的前途上面。
在这样紊乱的情况下,苏联觉得通过革命战争来推翻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统治时机已经成熟,接下来就[产生]了巴伐利亚和匈牙利一系列苏维埃国家。这些国家,照我们的说法来看,是苏维埃革命,但是照英国人看来,实际上是少数外国颠覆势力,依靠苏联提供的军火在当地实行的破坏性行动,很像是后来的广州暴动。这些暴动团体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或者是当地的流氓什么的,占领政权以后首先对当地的所有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大屠杀,用这种恐怖的手段来建立苏联式的统治。因此引起了欧洲各个国家普遍的反对。即使原先号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20年代都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党活动。现在我们中国的学者往往有一个观点,觉得北欧好像是温和左派,粉红色左派民族的一个典范。实际上在整个20年代,芬兰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则是搞清党运动清的最厉害的国家。清党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把本党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社会上的苏联颠覆者全部消灭掉。消灭的手段并不是通过现在这种法治手段,而往往是通过街头斗殴和残酷斗争的手段。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现在这样的、完善的警察组织还不存在,可以说是,十九世纪的瑞典王国只有皇家军队,没有像样的警察部队的,对付像苏联这种大规模的颠覆活动是没有能力的。警察(?),而苏联他的颠覆,他的颠覆人员,或者是搞出来的煽动人员都比警察还要多,他们在和平的社区里面使用武力和暗杀手段,在资产阶级人士的门口放置炸弹,绑架他们的妻子儿女,实行半夜杀全家这样的、敌后武工队的恐怖行动。用这种方法,照现在的说法,他们干的是伊斯兰恐怖分子这种行动,通过恐怖袭击,迫使当地的资金和精英外流,促使社区崩溃,然后制造革命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正规的警察还没有产生,要不你就派军队上街去镇压,要不呢,你就只能采取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那种做法,组织自己的工人纠察队,拿起大棒去砸布尔什维克在当地的支部,把当地的胜利者用暴力恐怖的方法赶出去或者打死。瑞典和芬兰都是通过这种手段稳定了国内的政局,也奠定了瑞典和芬兰两国社会民主党长期处于政治中心的格局。所以苏联对芬兰社会民主党是有切肤之痛,有深仇大恨的。这个深仇大恨有点像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深仇大恨。所以他宁愿让保守党和农民党执政,也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你要是从单纯的左右角度来看,保守党、农民党、中央党是右派或者是中间派的政党,而社会民主党是温和左派的政党,而苏联至少也应该支持比较靠左的政党才对。但实际上苏联宁可让右派和中派政党当权,也绝不愿意让社会民主党当权,就是因为在20年代的残酷斗争中,芬兰的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实行了差不多是是肉体消灭的残酷行动,这种残酷行动让苏联人长期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其实中国也是这样的,从中国的逻辑来看,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中间偏左的政党,比起北洋军阀以及梁启超那些党派来说,国民党还要稍微左一点,但是就因为国民党在差不多的时期有类似的清党活动,所以才有对他的深仇,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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