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 发表于 2016-7-29 10:01:38

阿姨论吏治国家与岳飞

腐败是吏治国家的固有特征,严重程度与扁平化倾向成正比。贵族和门阀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官职,入仕通常是为了政治目标,收入通常并不依赖俸禄,随时可能因政见不合辞官归隐。平民冒险家一旦失去官职,就会一无所有。家族的前途和自己的婚姻都押在科举的赌博上面。教育和进京的开支对门阀而言并不重要,他们经常为朝廷和地方提供免费的服务;却往往要消耗平民冒险家几代人的积累,因此他们通常处在根本输不起却又多半会输的状态。他们如果侥幸得手,拒绝补偿妻子和家族的牺牲就是罪大恶极,因此没有比拒绝腐败更不道德的举动了,这种行径几乎相当于军人临阵倒戈。岳飞在学徒年代曾经依靠家族的资助,就将并无节操可言的亲族塞满了军队,没有辜负“岳家军”的名号。他的贤能体现于不肯徇私,保存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杨再兴杀害了他胡作非为的弟弟岳翻,他居然肯重用杨再兴,证明他确实名不虚传,不肖之徒肯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贤与不肖之徒的差别并不在于腐败与否,因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都是依靠腐败维持的。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和金元杂剧体现了这些冒险家的白日梦,堪称心理变态的展览馆。赌徒的人格和道德从来都是高度扭曲的,他们眼中的世界犹如一幅漫画。东周贵族通常为政治哲学和爱国主义而斗争,六朝隋唐的门阀通常为种族和地缘而斗争,宋明的士大夫通常为美差肥缺而斗争。贵族来自部落长老和武士,积累资源的无文时代远远长于人类已知的文明史,犹如参天大树的根须远比枝叶茂盛。只有在他们生长过的地方,才会存在产生文明的基础。门阀能够控制清议,士绅却是科举制造的产物。学阀积累资源,通过士族变成门阀,需要数百年时间,衰落也需要同样的时间。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寻租资格,只能造就几代人的富贵,然后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消亡。如果贵族是造就共同体的苍松翠柏,门阀是荫庇地方的灌木丛林,士绅就是一季一枯荣的野草。然而,即使野草也有保护土壤的功能。野草虽然取代了灌木,仍然不失为抵抗沙漠化的最后屏障。他们衰败的地方,沙甸就从枯萎的草根下露出狰狞的面目。靖康以降,大江南北就形成了草原和沙漠的尖刻对比。士绅统治的两浙在和平时期是儒雅风流之乡,在战争时期是自卫团体和复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华北的碎片化小农直接面对官府或盗贼,像婴儿一样任人宰割。他们在和平时期不知礼义、不重亲情,浸淫流民文化的残忍和狡黠,以致王船山准备开除他们的华夏资格;在战争时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在京师陷落后立刻投降,毫无心理障碍地为敌前驱。士绅的保护功能源于他们的乡土共同体,前述的岳飞并非没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出身相州的大家族,如果个人有才能而缺资金,不难指望家族的集体主义支持,但资助当然不是免费的,而是基于血缘和伦理默契的互惠关系。岳飞一旦入朝,就会提携亲族子弟做官。他若有所聚敛,自然会交给家乡的亲族买房置地。他早晚会让出朝廷的位置,告老还乡,依靠亲族安度晚年。他在朝之日,犹如乡土共同体派驻京师的国会议员,有能力为家乡兴利除弊。只要他深得朝廷信任,任何聚敛摊派的政策就会自动绕开他的家乡,甚至用不着他亲自开口,因此造成的缺口肯定会落到没有产生杰出士绅的其他地方头上,仅仅因为后者向朝廷告状的成本更高。他若在朝廷或任所有所聚敛,最后肯定会分润给家乡父老。他经常是朝廷的蠹虫和任所百姓的灾星,却总是家乡父老的恩人和朋友。士绅是宦官的天敌,因为他有自己的乡土共同体。宦官是汤因比意义上,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者。他往往有许多物质财富,但他没有自己的乡土共同体,注定老死在宫廷,因此他肯定要为宫廷的利益剥夺地方。只有士绅才能阻止他,保护自己养老的家园。兵戈之际,只有士绅的关系网才能维持自卫队。乡里没有自己的曾国藩或赵景贤,就只能等待赤地千里的下场。没有士绅英雄的乡里如果想要改变自己注定悲惨的命运,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投资共同体的公共教育,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培养自己派驻朝廷的代理人。当然,岳氏宗族没有严格遵循上述的经典模式。靖康之难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驱赶到南方,做起了供应军资的茶叶垄断经营,给渡江贸易的商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们留在北方的亲族从历史上消失了。金亡、元亡和黄河的几度决口都造成了当地的人口灭绝,他们幸存的机会不大。即使幸存,也肯定淹没在明太祖强制迁徙的小农海洋内了。小农散沙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士绅,也就失去了组织乡邻或亲族的凝结核。没有强有力的乡邻或亲族组织,就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就没有派驻朝廷的代理人、组织自卫队的保护人和兴办水利和公共事业的经纪人。没有这些凝结核,和平时期土地退化、战争时期人口灭绝的噩运就无法避免。相对聪明或富裕的人士因此尽可能离开,因此进一步减少了潜在的凝结核。恶性循环一轮接一轮,终于将二周和孔孟的家园变成了流民和流寇的主要产地。他们都是上述恶性循环的幸存者,除掠夺其他地区以外别无出路。他们只习惯野蛮的生存环境,自然也会用野蛮的手段对待富裕的邻居。他们的掠夺如果毁灭了其他地区的组织资源,就会将后者变成流民和流寇的下一个生产地,犹如癌细胞的转移和扩散。朝廷发现无形态的叛乱比贵族、门阀、士绅的有形态反抗更加难以医治,暴力镇压通常只会加快社会沙漠化和组织癌变的速度,然而为时已晚。吏治国家的精神就是通过散沙化,削弱社会的抵抗能力,从而降低垂直管理的难度。没有吏治国家就没有朝廷,因此朝廷只能付出应有的代价。流寇主义是吏治国家合乎逻辑的终点,在吏治国家的逻辑内无药可救。文明就是形态和组织的时间-空间孤岛,野蛮就是无形态的汪洋大海。文明产生于无形态的自生秩序,终于被内生的无形态吞噬,陷入比史前时代更残酷的二度野蛮状态。蛮族征服者如果在这时降临,那就是没落文明所能指望的最大幸运。因为征服以其定义,就是秩序的输入。蛮族是秩序的积累者,文明是秩序的挥霍者。蛮族征服没落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牺牲,放弃了自发产生独立文明的机会,用自己的积累拯救没落文明。

wistreer 发表于 2016-8-28 00:20:57

天不生阿姨,万古如长夜,善鸟个哉!

Patchouli 发表于 2016-8-28 01:28:21

source 是 華夏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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